一、JDCS模型的提出
　　
　　早期的压力生物学模型为压力的研究构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初始框架,但是这些模型主要集中于压力的反应和结果。所以,从行为科学的角度开展压力研究是工作压力研究后来的趋势,而在各种组织压力模型中,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一个模型。它最初建立在两个传统的工作压力研究方向上:一个是对于工作决策纬度的研究,大量文献探索了工作决策纬度对于工作满意度和精神压力的影响;另一个是对于压力源的研究,这方面的文献通常偏向于“生活压力”对于精神健康的影响。Karasek结合了传统的两个研究方向的结论,他提出工作环境所产生的社会心理效应并非是单方面的,而是工作情况的需求和员工用来应对需求的决策自由范围这二者联合而产生的效应,由此他提出了“工作需求—决策维度”模型,但后来发现决策纬度不仅包括员工对于工作的控制方面,还包括学习新知识,提高技能,发挥创造性等其它方面,具有比较广泛的涵义。而工作控制源自Karl Marx提出的疏离和异化感,在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产过程中,人往往被工具化,工作缺乏自主性,工作内容变得单调重复,因而产生疏离感。虽然工作控制和决策维度都与压力有负相关关系,存在直接效用,但两个概念没有廓清范围,给后续的实证研究增添了障碍。因此,有研究者将工作控制与决策维度区分开后进行实证研究,并验证了将“工作需求—决策纬度”模型修改成“工作需求—控制” 模型的合理性,因为需求与控制间预测工作压力的作用在需求与决策纬度两者间没有明显发生。工作需求控制模型(简称JDC)包括工作环境中两个重要变量: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工作需求主要涉及到时间压力和角色冲突两个方面,工作控制指个体对工作控制的程度,主要有技能多样性和决策权力两个维度。
　　根据JDC模型,工作压力症状的产生来自于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的联合作用,也由此包含两个假设。图1所示,根据对角线A,压力会随着工作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得出“压力假设”。压力假设具体表现为:高度压力(高需求、低控制)工作下的员工最有可能产生生理和心理问题,且工作需求、工作控制各自具有明显的直接效应。根据对角线B,如果个体的控制或技能可以适应工作需求带来的挑战,则可以胜任工作,由此得出“学习假设”,即高需求的工作如果伴随高控制,则可以增加员工的学习、激励和个人发展。相反,低需求的工作如果伴随低控制,则形成一种“习得无助”局面,会严重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根据“学习假设”发展而来的“缓冲假设”也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实证应用的焦点,它认为工作控制可以缓冲高工作需求给身心健康带来的消极作用,即认为工作环境各变量之间具有交互作用。
　　后来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对于压力反应的重要性,“社会支持”最早被定义为员工从主管与同事之中获得有利的社会互动,传统上,一般研究对于工作场合中的社会支持的分类是按照员工所能接触到的主管和同事二者加以区分的。因为工作中的支持是一种与工作环境相关联的社会网络资源,所以无论是哪个层次的员工均能在工作中感受到主管与同事的支持。社会支持与工作控制所表现出来的作用类似,本身可能对于压力反应有直接效应,也可能对个人的压力反应具有缓冲或强化的效应。Karasek将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纳入其理论架构,成为工作需求控制支持模型。
　　
　　二、JDCS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是跨文化背景的实证研究。因为JDCS模型是在美国背景下产生,所以要扩展其应用的外延,则必须对它在其它国家和文化的背景下进行验证。Norito Kacakami等运用建立在JDCS模型基础上的JCQ量表对日本通讯电力类公司的雇员进行检测,其男性样本的α系数为0.61-0.89,女性样本的α系数为0.65-0.87,因子分析的结果解释了30-75%的差异原因,量表的22个条目的因子构成对于男性和女性呈现出理论预期的一致性,结果表明JCQ量表较高的信度和效度①。谢家琳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于JDCS模型进行了验证,选取的被试样本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正式员工,结果证明工作需求与员工的焦虑、抑郁和心理健康问题正相关,工作需求与工作控制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到员工的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产生以及工作和生活满意度②。Pelfrene E等进行了名为“Beltstress"的研究,对JDCS压力模型在比利时背景下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验证,该研究的被试包含了比利时的25个大型组织,并按照职业级别进行分组,研究结果从量表信度、因素分析、区分度和内部效度分析上都支持JDCS模型③。Santavirta N.利用JCQ量表经过调整精简的版本DCQ对芬兰的样本进行了检测,被试样本分为教师和护士两个职业群体,研究结果表明基于JDCS模型的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④。Bjarte annne等根据DCSQ,即瑞士版工作需求控制支持量表(比JCQ条目少,社会支持维度主要围绕工作地点氛围)对于挪威的样本进行检测,被试是来自挪威西部的居民,并形成10个职业分组,结果在因子结果、内部关联性、分量表的同质性和内部一致性上都表现出较好的结果⑤。由此可见,JDCS模型的跨文化背景研究所进行的国家虽然具有比较大的文化差异,但大都表现出支持性结果,说明该模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具有较高的适用性的。由于现有研究主要还是以北美、欧洲和东亚等区域为主,而这些地区共同的特点是均为经济发达或较发达地区,所以不能排除经济因素对于模型验证结果的影响,其在更广泛的全球范围的应用性还需求更多国家文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二是将工作压力与其它研究主题联合验证JDCS模型。Soderfeldt等分析了人力服务组织与JDC模型之间的关联性,人力服务工作的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其工作需求和控制表现不同。通过对瑞士的291个当地组织的9296名雇员的检测,研究的结果认为在JDC模型的基础上,压力相关变量在组织水平上占有稳定成分,因此说明在人力服务类型的组织中,工作压力对于个人幸福感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⑥。Butler和Grzywacz利用JDC模型研究工作—家庭冲突(WFC)和工作-家庭谐调(WFF)的问题。被试样本选取了美国中西部12个不同组织中的46对夫妇,重点关注了JDC模型中的要素工作需求和工作控制对于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日常工作需求水平与日常工作—家庭冲突水平正相关,日常工作控制和技术水平与日常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负相关,且工作控制可以调节工作需求和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所以,JDC模型的两个假设和有效性都得以验证⑦。根据Hochschild的观点,情感劳动被定义为“表面表现”、“深度表现”和“情感协调”三个层次。根据对荷兰一个数学教师社团的调查研究,发现各项工作特征都与工作倦怠中的情感枯竭有重要关联,而表面表现与工作倦怠中的去人性化有重要关联,情感协调与工作倦怠中的个人职业效能有重要关联。该研究结果认为JDCS模型对于理解情感枯竭有重要价值,而情感劳动则拓展了理解工作压力的视角。所以,JDCS在与其它研究主题的理论和模型在联合起来对压力相关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时候,介入了模型本身没有涉及到的组织、社会、职业特点等因素,但都表现出较高的有效性,而这些研究也在不同视角对于JDCS模型所包含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大都表现出支持性结果。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