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众多企业理论在解释企业的产生问题时仍然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遵循“效率逻辑”：(1)对于约束条件的局限性选择可以让某些理论的研究结果达到“帕累托”最优。比如在交易成本框架下的很多理论认为只要把“交易成本”定义清楚就可以，它们不关心市场环境的其他特征，当然还包括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因此，“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在明确约束条件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存在，但这种存在是以牺牲正确表述真实世界为代价的；(2)对于很多理论而言，“技术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达到并不是其最终目的。在对于“企业产生”问题的解释上，马克思、奈特、熊彼特、韦伯都是这种特点，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诺斯，他们对“企业产生”的理论解释差异很大，他们的理论中也鲜有“帕累托”最优式的结论，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在该问题上都使用或者部分使用“效率机制”的分析逻辑(如表2所示)。
　　
　　
　　二、对于企业产生问题解释的综合框架
　　
　　西蒙·库兹涅茨曾对引发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过深人地研究，他认为：经济激励是客观的经济绩效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取代更为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核心要素(Kuznets，1966；1989)。我们不妨把企业的产生当作是一种经济绩效，按照库茨涅茨的论断，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企业取代了家庭与社会地位进而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因为存在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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