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激励”。
　　
　　1.用“激励”解释“企业产生”问题的两种极端思路
　　在诺斯的“制度”理论出现之前，关于“激励”的论述并不太多。随着“制度变迁”理论的出现，制度的功能被清晰地表达，“(制度)，界定了社会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North，1994)，之后，关于企业产生问题中的“激励”论述逐渐兴起。用“激励”观点去解释企业的产生问题虽然在诺斯之前的众多企业理论中没有明确的出现，但这些理论的推导线索往往与“激励”相关。综合来看，正如前面所言，激励框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为了说明其包容性，我们首先要了解用“激励”解释“企业产生”问题的两种极端思路。
　　(1)企业完全“自发”产生。门格尔认为它可能会在“没有任何协议，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强迫，甚至不考虑公众利益"(Menger，1883／1963)的情况下自生。哈耶克也论及这一话题，他用“演化理性"(Evolutionary Rationalism)(Hayek，1973)这个术语来描述该种情形。
　　(2)企业是完全人为设计的一种产物。一些权威与智者，或者是新古典笔下产生乃至科斯都认同的完全理性人；或者是奈特与熊彼特理论中乐于承担风险与勇于创新的企业家，他们在理性的分析之后所引入的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用哈耶克的话来说，这是人为秩序(Made Order)，与前面的“自发的”(Spontaneous)或“习惯秩序”(Grown Order)相对应。威廉姆森把这两种情形分别称作“目的性”(Intentional)和“自发治理”(Spontaneous Governance)(Williamson，1991)。科尔曼则用“建构”(Constructed)与“自发社会组织"(Spontaneous Social Organization)的表达以示区别(Coleman，1991)。总的来说，这是两种描述企业产生问题的极端思路，如果把这两条思路看作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企业理论对于企业产生问题的“激励”解释都可以纳人这条线段所划定的区间内，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到，偏向“建构”一方的理论(区间I与区间Ⅱ)主要强调经济激励，而偏向“自发”一方的理论(区间Ⅲ与区间Ⅳ)强调的是“制度激励”。其主要原因是“建构”需要个人理性来完成，个人理性只有在经济激励的作用下才能发挥作用；相反，在企业“自发”形成的状态下，个人理性起不到很大作用，是因为其决策能力受到制度环境的限制。此时起作用的是“制度激励”，“制度激励”的直接对象并非是个人，它可以影响“经济激励”，进而影响制度安排的演进过程，而此过程也正好符合哈耶克的“演进理性”。
　　
　　2.“激励”框架下的假设与概念
　　在“激励”的框架下，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假设问题，其一是关于个人是否完全理性的假设；其二是关于企业环境是否是单一理想状态的、无摩擦的市场环境的假设。对这两个假设的不同认知与配比直接构成了各种企业理论在图2中的分布情况。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重点研究激励框架如何把各种企业理论的假设与概念进行包容的情况。
　　(1)“激励”框架对于假设的包容。因为众多企业理论存在一个共同的基本假设——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那么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基础，各种理论就可以在统一的框架——“激励框架”下对企业产生的问题进行解释。当然，由于对激励条件以及个人感知能力不同最终导致了解释上的差异。激励条件主要来源于对企业环境的理解；而个人感知能力则决定于人的理性程度。科斯、阿尔钦与登姆塞茨认为市场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缺陷，这种缺陷会导致理性个体去寻找并建立另外一种交易方式——企业；奈特与熊彼特认为市场具有不确定性与波动性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市场中存在着潜在的利润，对于利润的追逐激励着敢于承担风险或者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去创造企业；钱德勒认为生产技术与交通的改进为获得更多的利润创造了可能性，而市场却没有有效的组织、协调、管理能力去获得利润，因此，潜在的利润与市场的缺陷激励着企业的产生，而潘罗斯与钱德勒的观点基本一致；威廉姆森强调当人本身的缺陷在与市场的某些因素相结合时，市场的很多缺陷会暴露出来，从而导致了市场失灵，而这种情况也激励着人们去建立与不同合约方式相对应的治理结构，企业便是这些治理结构中的一种；马克思除了对市场环境进行经济分析以外，还对于制度环境加以重点关注。他认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塑造并刻画了资本家的本性，这种本性表现在疯狂追逐剩余价值与剥削工人。因此，从马克思开始，制度环境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激励条件，企业是资本家为了追逐巨额利益而生。必须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描述有限理性的问题，相反，资本家为了追逐剩余价值而往往表现出相当的“理性”。但我们不得不指出，马克思笔下的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是有限理性的，因为他们的信息与决策空间因为阶级的存在而导致了分割。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个人可以是“有限理性”的，但并不妨碍他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两种假设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实现了共存；在韦伯与诺斯那里，制度环境变成了激励企业产生的最主要因素，韦伯对比了中西方的文化、宗教等等，认为西方的制度环境是导致其最早产生现代企业的最关键因素。而诺斯则研究了制度变迁会带来对于经济激励的刺激从而最终导致企业的产生。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科斯、阿尔钦与登姆塞茨、奈特、熊彼特、钱德勒、潘罗斯、威廉姆森的企业产生理论是侧重于“建构”的；马克思、韦伯、诺斯则侧重于“自生”。除此之外，钱德勒与潘罗斯的理论有“自生”的痕迹，而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建构”倾向。
　　(2)“激励”框架对于众多概念的包容。“激励”框架既然能够对众多企业理论的假设进行包容，那么对于企业理论中曾经使用过的那些概念应该也能够进行包容。在众多的企业理论之中，企业产生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动机则是由激励所驱动，正因为此，“激励”框架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对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要由两个大的方面造成对于企业产生的激励，包括制度环境与技术环境。韦伯、诺斯与马克思关注制度环境对于企业的激励，更多的学者对技术环境激励企业产生的因素投以相当的关注，涉及的相关概念可以认为分布在三个大的方面，分别是生产、交易与信息(见图3)。新古典理论、钱德勒、潘罗斯与马克思着力于对生产方面的研究。其中，劳动分工概念在每位学者的理论都有涉及，当然，这个概念的提出最终应该归功于亚当·斯密。钱德勒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概念对企业相对市场生产能力的提高作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两个概念皆来源于“劳动分32'’，属于衍生的概念，因此在图3中没有加以表现。对于人力资本的关注，更多的来自于众多学者零散的表达，其中马克思详细论述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最终促进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钱德勒强调了管理阶层的兴起对于企业的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潘罗斯也认同钱德勒的观点；奈特与熊彼特论述了企业家精神，包括乐于承担风险与创新。这些论述基本上都属于人力资本的范畴。钱德勒与潘罗斯重点论述了企业内部的管理与协调问题，他们认为有效的管理与协调不仅可以提高生产能力，还可以降低生产及交易成本。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