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了新的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提出新的理论的需要，政治学家和比较政治学家们总是试图从其他学科中寻找可用的方法，而没有注意在政治学内部挖掘和发展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学科间的借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伊斯顿的系统论和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借自社会学)及其滥觞，以及在第四阶段对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性选择路径的使用。这种“懒汉”式的方法借用捷径，造成了比较政治学直至今日尚没能形成作为一门成熟学科标志与核心要素的系统成熟的独立研究方法。
　　总之，正是由于在比较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缺乏一种和谐一致的关系，才使得比较政治学遭遇到了现在面临的种种困境。
　　
　　四、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理论、问题与方法发展的互动机制
　　
　　摆脱比较政治学中理论、问题与方法关系困境的出路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问题与方法是三位一体的。对于包括比较政治学学科在内的任何社会学科而言，理论、问题与方法都是学科的核心构成要素。仅有某一方面的发展而缺乏其他两方面的同步发展和推动对于学科的成熟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缺乏问题驱动的理论(为理论而理论)，只是不能解决实际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形而上的抽象理论，缺乏理论指导的问题研究只能被归结为对策研究，而缺乏适当的科学方法指引的理论研究与问题研究往往只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无法发现客观事实与真理。
　　第二，比较政治学的理论及比较政治学的持久生命力，依赖于我们在研究中能否始终坚持理论、问题与方法的有机统一。例如，在传统的制度主义来看，制度决定一切，并把国家看成是一个解决争端的独立的裁判者，但有很多理论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国家也是众多社会行动者中的一员，因而有其特殊的利益要求。这样看来，传统制度主义框架下理论的说服力的不足，影响了比较政治学的科学性与学科地位。因此学者们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去发现、探索与解释新的政治现象，给传统理论注入新的活力，做到理论、问题与方法的统一，进一步完善与丰富过去的主要理论体系。
　　第三，比较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是寻找理论、问题与方法的互动机制，并利用这一机制，针对合适的问题、运用合适的方法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要发现这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首先需要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现有的比较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与方法分别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从历史的角度，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第四，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使命。重大现实问题的出现以及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为新的理论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与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时可能会有适用于它的不同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研究背景的变化，比如当代政治性质的变化，新的政治现象、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当今世界的政治主题已经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发生转变，而这种主题的转变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宽研究的视野与思路。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学科发展本身的角度，借助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从学科内部寻找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可供研究的问题，而不能把目光仅局限在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上。
　　第五，萨托利所指的在比较政治学中存在的两种倾向：即方法过度自觉的倾向一
　　要把比较政治学研究完全变成一种科学诉求的努力(比如数学分析模型的建立)以及把比较政治学寄托于从其他学科引入其研究方法的想法与做法，以及方法无意识的倾向——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进行比较、并认为方法对于研究而言无关紧要并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忽视方法的想法与做法，实际上阻碍了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核心研究方法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地位的建立与长远发展。我们要在比较政治学的科学化与非科学化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
　　第六，政治权力的架构与运行始终是政治学的永恒主题。因此，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研究始终是比较政治学的重大理论课题，制度主义始终是它的主流研究方法，摆在比较政治学家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去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制度主义，使它更适合于解释新条件与新环境下(即制度的外生环境发生变化)的制度架构与变迁及相应的政治现象，而不是消极地抛弃制度主义。
　　总而言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理论、问题与方法的有机统一，才能在理论，问题与方法之间达成一致与和谐关系，并相互吸取营养与动力，比较政治学也才有可能得到新的更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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