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必然和普遍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免。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呈现愈加频繁的态势，韩国的“牛肉风波”、泰国的“红衫军事件”、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国广东的“乌坎事件”，无一不显示出其巨大的危害性。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管理生活中的顽疾，成为令各国政府头痛不已的棘手问题。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引导机制，发挥舆论引导统一思想、安定人心、疏导心理、缓和情绪的功能，化对抗为对话，变无序为有序，使已经脱轨的社会秩序尽快恢复常态成为当前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热点话题。本文对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观点进行梳理总结，并对相关问题提出拙见，希望能对推动该项课题的深入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概述
　　群体性事件，西方称之为“集群行为” 或者“集合行为”。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统称为社会冲突理论，该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制约因素、控制方式及其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也有不少舆论学、传播学的学者运用自身理论，从舆论引导的视角探求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因效应”理论。“首因效应”，又称“先入为主效应”或者“第一印象效应”，1946年由美籍波兰心理学家S·阿希经过实证研究提出，是指“人们的第一印象一经形成便很难被后来的异质信息加以动摇和修正的现象”，[1]48人们对客体的第一印象往往成为以后对其进行认知与评价的重要根据。事实上，美国新闻传播学的奠基人沃尔特·李普曼对于“首因效应” 的影响很早之前已有论述，在其1922年出版的“标准理论著作”《舆论学》中，他十分清晰地指出：“固定的成见”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起着决定的作用，一旦我们牢固地产生了某种成见，便很难解脱它，“因为当成见的体系已牢固的形成时，我们往往注意那些能支撑成见的事实，而不去注意那些与成见相矛盾的事实。”[2]77在这里，李普曼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首因效应” 的概念，但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了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固定成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事物的第一次接触，也就是对事物的第一印象。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某种事物的“固定成见”是“首因效应”的产物。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相关信息处于渴求状态。不管正确与否，作为事件起因的第一篇报道或者第一时间的事件陈述对于公众舆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最初印象对于后面获得的信息解释有明显的定向作用。这种舆论一旦形成，公众对后面传播的、与前面不一致的信息就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加以抑制和排斥。即便后来的信息是真实的，要改变公众已然形成的态度，彻底抹去前面信息遗留下来的痕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间隔并付出加倍的努力。这就要求政府和新闻媒体要有危机意识，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千万不能失语，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消息，抢占舆论引导的先机。
　　2.“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 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公众舆论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它的中心思想是：“公众通过媒介知晓事件或问题，依媒介提示的角度思考，按照媒介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来调整自己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看法，或者说媒介对某一事物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同一事物的重视程度构成正比关系。”[3]78“报纸或许不能直接告诉读者怎样去想，却可以告诉读者想些什么”，[4]美国政治学家科恩的这句名言言简意赅地道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在引导公众形成舆论或转变已有舆论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在后来关于“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中，有些学者慢慢发现，媒介设置的议题与公众对它的重视程度并不会简单地吻合，有些议题媒介非常重视，却引不起公众的注意。媒介设置的议题能否引起公众的注意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关：议题设置的时间，公众自身的兴趣，议题与公众的相关性。议题设置初期，媒介对公众的影响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移，旧的议题被新的议题所取代。公众对媒介议题的关注度与他的兴趣爱好、议题与自身的关联性有很大关系，越是与公众的兴趣一致，越是和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越能引起公众的注意。所以，在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过程中，媒介或相关责任部门要主动出击，设置议题，突出报道政府已经采取或者将要采取哪些措施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降低群众的对抗情绪。同时，议题的设置应该有所变化，在不同的阶段、依据不同的任务设置不同的议题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群体性事件的初期，新闻媒体要尽快发布权威消息，挤占谣言流言传播的空间；在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期，要多强调法制和纪律，引导人们用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群体性事件的善后时期，要重点报道政府部门的改进措施，重塑政府部门的权威和公信力。
　　3.“把关人”理论。“把关人”，又译“守门人”，是传播学的常用概念之一，1947年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研究群体信息流通渠道时提出。卢因认为，“把关人指那些在决定某个信息的性质和流量方面有着一定权力的人或机构。在传播网络和传播过程中，正是这些人或机构决定着什么可以被传播和怎样传播”，[5]202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内容才能进入信息传播的渠道。20世纪50年代，怀特将这一概念应用于新闻研究，提出了新闻传播的“把关”过程模式。怀特认为，新闻媒介的报道活动不是“有闻必录”，而是对众多的新闻素材进行取舍、选择和加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播媒介形成一道关口，通过这个关口有选择地将信息传达给受众。作为传播学上的一个概念，提到“把关人”，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新闻媒介及其工作人员，如记者、编辑、节目制作人员等等。实际上，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更为宽泛一些，因为新闻审查和保密制度的存在，政府才是新闻输出的最大“把关者”，最终决定哪些内容可以播出，哪些内容必须删除。我们每个人也都是自身言论的“把关人”， 说什么，不说什么，是经过我们的头脑理性思考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在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的过程中，党政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善尽自己“信息把关人” 的职责，对与群体性事件有关的重要信息如时间、地点、起因、参与人数等等要严格审核，确保提供给公众的是真实、准确的消息。除此之外，新闻媒体也要有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根据危机处置的要求有选择地编排报道的内容，多报道政府部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和积极态度，少报道那些打砸抢烧的暴力场面，为群体性事件的顺利解决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4.“沉默的螺旋”理论。“沉默的螺旋”，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德国舆论学研究者诺埃勒—诺依曼1974年在《传播学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诺依曼发现，“为了防止孤立和受到社会制裁，一般人在表明自己观点之际首先要感觉一下‘意见气候’。如果自己的意见与现有的多数人意见相同或相近，便会较为大胆、积极的发表；如果发现自己处于少数，便会迫于无形的舆论压力而倾向于保持沉默。于是舆论的形成，便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3]40多数人的舆论对个人意见的发表具有很大影响力，捷克作家昆德拉也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他在研究中发现：在群体环境中，为了和周围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个体经常隐藏自己真实的想法。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媚俗”，“我们中没有一个超人，强大的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3]7依照“沉默的螺旋”理论，改变特定群体的“意见气候”是改变个体对公共事务看法的重要途径，同为群体成员的“意见领袖”则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上个世纪40年代在研究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率先提出了“两级传播”的假设，即观念常常先从广播和报纸流向“意见领袖”，再从他们流向普通民众。“二级传播论并不完善，最终证明也不令人满意，然而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它还是卓有成效”，[6]122至少，它揭示了“意见领袖”在舆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群体性事件中的“意见领袖”往往也是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对事件的变化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不断发现和寻找“意见领袖”，与他们积极沟通，通过他们改变、约束群体成员已经失范的态度和行为，是缓和紧张气氛、消除对立情绪，为群体性事件退温止烧的一剂良药。(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