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政治哲学思想的长河中，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一个比较公认的明显开端，深深影响了具有古典主义情愫的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康德等的政治哲学思想。这些政治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把政治奠基于道德、美德的基础上，在各自心中构建起永恒的正义王国。这一理论冲动被近代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短暂一生的有限作品与革命实践中推向了极致，导致了革命的恐怖。这引起了后世西方思想家们几近一致的诟病，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似乎成了革命政治恐怖主义的代名词。然而，这些西方思想家们对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批判却有走向抛开道德谈政治的又一极端的危险。因此，深入阐释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思想，对处理好道德与政治的平衡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一、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目标

罗伯斯庇尔是道德高尚的革命者的榜样，吉伦特派极富美感象征的罗兰夫人曾把罗伯斯庇尔称为“不可腐蚀者”。罗伯斯庇尔心中一直有一个美德共和国的梦想，即使在他已预感到革命政权有被倾覆危险的“热月政变”的前一天，他的理智已开始怀疑这个道德理想国的时候，他仍然在政治演说中说：“我的理智，而不是我的心已经怀疑这个由我计划缔造的美德的共和国”[1]218。

总的说来，罗伯斯庇尔追求的美德共和国和美德政治的目标，就是一个永恒正义的王国。他在《关于政治道德的各项原则》一文中说：“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和平地享受自由与平等，这就是永恒正义的王国。”[1]120在罗伯斯庇尔的美德共和国里，公共美德和个人品德与民主共和政府、法律、秩序、人民、自由、平等、正义、宗教信仰、幸福、革命等问题都具有同质性，伦理道德与政治是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罗伯斯庇尔把道德原则与政治原则看作是同一个东西，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伦理价值对政治事件的影响并不是表面的，它能够决定性地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向。由此，一切有关道德的问题都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政治赌注。罗伯斯庇尔也由此创造出革命的法制及其政治理论逻辑，并在与其他有利的社会学条件协调一致的情况下，引发出各种依据目的与革命情势而定义的判断与实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构成罗伯斯庇尔革命意识的基石有两样东西：“其一，所有个人问题、所有道德的或知识的问题都成了政治问题，人类的灾难没有不需要政治办法来解决的。其二，在一切都可认识、可改变的范围内，对于知识和道德来说，行动是透明的；所以，革命活动家把他们的私生活同他们的公共生活乃至捍卫他们的观念等同起来：这个奇妙的逻辑在世俗化的形式下重新组织起宗教信仰的心理投资。假若政治已经成为真与假、善与恶的领域，……正如马克思在其青年时代的著作中就已洞见的那样，大革命体现了政治的幻想：它把被动者转变成自觉者。”[2]39在这里，傅勒从大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正确地分析了罗伯斯庇尔道德与政治同一的平衡逻辑，即不是一方从属另一方。美国学者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提出，法国革命家寻求的不是作为公共领域组织原则的权力，而是绝对的善即“伪善”，破坏了法律与自由。进而，阿伦特贬低法国大革命在可实践的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意义，抬高美国革命产生的宪政理论是“开端问题的惟一政治事件”[3]。

二、罗伯斯庇尔美德政治的形成因素

罗伯斯庇尔的美德政治理论的形成因素有如下三点：

其一，小资产者出身的罗伯斯庇尔，中学时代深受古典政治教育的影响，雅典、斯巴达和罗马道德政治的典范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种热爱祖国及其法律的公共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做出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这一美德将要在共和的法国做出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所以，后来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他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共和国美德并向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榜样学习”[1]163。他和一些启蒙思想家一样，也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很欣赏，想从中吸取美德治国的力量。他说：“我们要把古代人民正确认为是保障道德的家庭审判制度恢复起来。”[1]13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家庭中的无限权力——父权虽不是消灭谬误思想的方法，但恢复父权的确是防止腐化堕落的最有力的羁绊。罗伯斯庇尔在实践中确从古代共和国中吸取了造就法兰西共和国美德政治的力量，但却不是复归古代，“我们不打算按照斯巴达的类型建立法兰西共和国”[1]173。罗伯斯庇尔只是改造性地“古为今用，中为法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罗伯斯庇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为了打破历史惯有的连续性，不惜因袭古代罗马，用充满‘现代性’的相关过去来替自己助威。罗伯斯庇尔曾力图如超现实主义者制造‘震惊’一样，来中止历史的缓慢进程；但是，现代一旦成为现实，它就必须从被征用的过去的镜像中为自己创制规范”。“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理性的热情崇拜也是显而易见的”[4]。

其二，启蒙思想家对政治道德的强调，尤其是卢梭与孟德斯鸠对他的影响。卢梭的道德与政治关系理论及道德理想国理论对罗伯斯庇尔道德与政治同一的平衡逻辑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在下文有关他的美德政治理论的展开中看到卢梭与孟德斯鸠理论的影子。罗伯斯庇尔直接引证孟德斯鸠的理论逻辑、言说方式来论述他的美德政治理论：“正如《论法的精神》的作者所证明了的，共和国的主要工具是品德，即不过归结为爱法律和爱祖国的政治的品德。”[1]6其三，他在法国旧制度下的生活以及亲历并领导法国大革命实践的正反经验。从中他看到了封建旧制度与品德败坏具有同一性：“专制政治引起道德的败坏，而道德的败坏又支持了专制政治。……这时理智已经只是疯狂，平等只是无政府状态，自由只是无秩序，自然界只是幻想，提起人权只是造反。”[1]142他看到，反革命的斐扬派与吉伦特派以及1794年革命队伍中的右派——丹东派借革命与战争大发横财，品行不端，他们是反革命的，与品德败坏具有同一性。而法兰西共和国的下层人民，勇敢抗击外敌和叛乱的共和国士兵以及他这样坚定的革命者，和美德具有同一性。罗伯斯庇尔在讲到要确立的宪法原则时说，“人民是有美德的，而它的代表则是蜕化变节的；正是需要从人民的美德和主权中寻求对付政府的恶习和专制的侵害的保护手段”[1]144-145。“一切恶习都帮助这些暴君作战，而帮助共和国的只有美德。美德是纯朴、平凡、贫乏、往往是愚昧，有时甚至是粗暴的；美德是不幸的人们的命运，是人民的财富”[1]163-164。在这里，罗伯斯庇尔提到的粗暴的美德，主要是在说革命战争时期善良的人民抗击国内外敌人的合理性，但也给后世留下了美德政治粗暴干涉私人生活倾向的指责。(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