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儒家虽然认识到以军事强制力来维护礼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们没有将战乱状态下单纯军事的胜利，视作良好政治社会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是继承了军礼中政治和道德的因素，以此来赋予社会以和平和秩序。《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记载了“九伐之法”的内容，比较具体地揭示了“以军礼同邦国”中包含的政治和道德的要求：
　　
　　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
　　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坛之，野荒民散则削
　　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放弑其
　　君则残之，犯令陵政则杜之。外内乱，鸟兽行，
　　则灭之。所谓“有孝有德”，从上述军礼的规范中可以看出军礼的真正用意，是以对邦国的军事惩罚，督促邦国统治者既要搞好国内的治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又要处理好邦国之间的关系，严格遵循礼制的等级规范。儒家站在“复礼”的立场上，对军礼加以继承，表现为将“为政以德”的内容渗透到军事行为中。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孟子?尽心下》则提出“义战”，不仅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更重要的是强调战争应该是“以至仁伐至不仁”。《荀子?议兵》也说：“仁

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儒家思想与军礼之间的这种联系，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战争问题根源之发掘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理想中，进行进一步的解读。
　　儒家认为，造成整个社会战乱不休的原因，在贵族僭礼的表象下，有着更深层次的人性论根源。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基于对人类追求富裕愿望之本性的承认，提出了“性相近”的著名命题。然而追求富裕生活如若不合乎道义，则“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孟子虽然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性善”，但是，所谓“性善”，只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外，人也具有“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好色”、“富”与“贵”等自然欲望。自然欲望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因此而使得外界环境影响人们对于具体行为的选择，在不能严义利之辨的情况下“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最终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荀子?性恶》篇则明确提出了人性恶、人性生而好利，最终引发社会动乱的观点：“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基于上述原因，儒家认为，要想真正解决战争问题，军事上的胜利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必须解决好人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儒家更强调统治者必须“为政以德”、“德必称位”，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富”，二是“教”。《论语?子路》中记载孔子到卫国，提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富之”、“教之”。《孟子?梁惠王上》也反复阐明王道之始，一则“制民以产”，一则“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荀子说“王者富民”、“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富”包含两个内容：一是发展社会生产，二是通过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使百姓安居乐业。“教”对于统治者来说，也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修身；其二，化成天下。“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通过上述两个方面，儒家的“为政以德”既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基础上符合社会各阶层逐利的欲望，同时又在引导人性向善的基础上，通过“礼”的规范性，将这种欲望节制在合乎道德的范围内，来解决人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最终解决战乱问题。
　　
　　三、先秦军礼与法家思想的形成
　　
　　法家为了救时弊，也需要在解决春秋战国长期战乱的基础上恢复社会秩序、获得国家的安全。为此，法家一方面通过清算周人“宗法结合封建”的制度性弊端，摒弃了“以军礼同邦国”的政治意义和道德要求；另一方面，法家又将军礼中军事秩序原理引入国家法度，发展内刑外兵的“法治”理论，主张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达到“以战去战”。
　　法家认为，周人“宗法结合封建”的制度建构在本质上是“亲亲而爱私”，由此，“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力征”就是战争。就历史演进而言，夏商周政权的更替是在“亲亲而爱私”造成的氏族内外之别中，通过部族战争来实现的。之后，西周以血缘界定基本的政治、社会关系，有亲亲、尊尊之礼制，并通过“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借助血缘的凝聚力来巩固姬姓氏族政权，达到拓展统治势力之效果。但是，随着春秋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势力的膨胀，氏族内部人口增殖带来了血缘关系的变化，周王室的中央统治力被削弱，产生“枝大本小”、“公子既众，宗室忧吟”，“亲亲而爱私”同样导致了列国争霸与邦国内乱。《韩非子?备内》篇则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清晰地揭示了造成政权更替以及春秋战国战乱的制度性根源：“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此类也”。由此，在反对“宗法结合封建”之礼制的同时，“以军礼同邦国”的政治意义，在法家那里便荡然无存。
　　不仅如此，面对战国时期各国用兵争强以相侵夺，法家判断当时的社会现状就是各国或攻或守，处于一种“不两立”的严峻的战争态势中。战争意味着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法家思想的出发点，正是在解决“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基本社会矛盾中，将国家的安全需求放在第一位。《商君书?画策》中用“以战去战”4个字作了经典的概括。“以战”是指通过战争手段，“去战”是指结束战乱状态，由此，战争作为结束战乱的手段获得了正当性证明。在此基础上，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也使得法家摒弃了军礼中“兴灭继绝”的战争伦理。这一点，儒法两家的态度截然不同。孟子曾经严厉地批评梁惠王在对燕国的战争中“杀其父兄”、“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的行为，主张“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则在《初见秦》中，批评秦人在对楚人的战争胜利之后，不能乘胜追击而一举灭楚，结果导致“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与秦为难”。也就是说，法家是以对敌对国战斗力的彻底消灭甚至是灭国为战争目的的。与之相应。为追求战争胜利，法家对于古军礼中军事性的要求，则完全加以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内刑外兵的“法治”理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