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州人崔黯也曾向柳宗元行卷。柳宗元为他详细阐释“明道”的重要性：“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遣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道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柳宗元对家族成员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从弟柳谋曾专门来永州拜访他。柳宗元将振兴柳氏宗族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柳宗元的堂弟柳宗一、柳宗直一直追随柳

宗元到柳州。柳宗元对柳宗直期望甚高，特意为宗直做《西汉文类序》。可惜柳宗直“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
　　除了这些同道者与后进之士，柳宗元还与释道两家有交往。与韩愈不同，柳宗元自幼好尚佛教：“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在柳宗元看来，佛教与儒家思想本有融通之处，两者结合更有利于弘扬圣人之教。他认为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六祖慧能传播弘扬佛法，“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而“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也是《孟子》与《礼记》的基本观点。在写给僧人浩初的赠序中，柳宗元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认为佛学中的道理与儒家经典颇多相合之处，应当借鉴佛学思想来为儒家思想服务。僧人方及曾在连州刘禹锡处住了一年，刘禹锡称赞“其词甚富”。后来转而来柳州。柳宗元借赞许方及严守戒律的品德，抨击了“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悫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的“游民”。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冬，山人贾鹏慕名来柳州拜访柳宗元。与柳宗元作诗酬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柳宗元作《送贾山人南游序》，赞扬贾鹏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博览群书的学习精神。元和十二年(8+17)，山人元集虚来到柳州。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再次阐述“三教调和”的思想。文中特别提出“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并称赞元集虚对杨、墨、申、商、释各家学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
　　柳宗元在被贬期间，与同道者、后进之士在文学、思想上的交往，乃是中唐文学、思想领域的重要事件。柳宗元其时虽然“身编夷人，名列囚籍”，偏居荒蛮，但其道不孤，他有关文学、史学、儒学方面的思想主张深深影响了中唐时期的一批文人学士，永州、柳州也因此与长安遥相呼应，成为南方培育、教育文学、学术人才的重要源地之一。
　　
　　三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长安时期，在被贬时期，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学教育实践活动，这些活动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文学教育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思想家、教育家。在教育的目的上，柳宗元强调学以明道：“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学习的目的就是明道、致道，这个“道”就是圣人之道，是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道。只有在圣人之道的教诲下，才能培育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的贤者，才能“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在教育的对象上，柳宗元强调“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柱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这其实也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因为重视明道，所以柳宗元也推崇师道。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韩愈作《师说》倡导师道，遭到流俗的讥笑。柳宗元对韩愈的言行大加褒奖：“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并尖锐的指出：“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在教育的方式上，柳宗元强调顺天致性：“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问养树，得养人术”。
　　柳宗元对文学的认识也很深入。就文学的类别而论，他认为有著述与比兴两种：“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策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歌咏，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前者重在讽喻议论，后者重在审美娱情。其源流与风格不同，写作方法不同，产生的效果与影响也不同。就创作目的而言，柳宗元认为文学应当“辅时及物”“有益国事”。以“利安元元为务”。他的《捕蛇者说》《憎王孙文》等散文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文学的内容与形式关系而言，他强调“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娘娘，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柳宗元认为文学的内容要大于形式，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但他认为形式也有独立的意义：“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也。”
　　在对教育与文学思考的基础上，在文学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柳宗元对文学教育与文学学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文学教育的步骤而言，他强调要明志：“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只有明其志，才有可能“孜孜于嗜学。”其次需要勤奋：“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勤奋不仅仅是针对学习者，授教者也须勤奋。只有勤奋才能有所得，有所积累，才能为人之师：“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者之流，固不得临于是。”因此，即使身处永州、柳州这样的蛮荒之地，柳宗元依然勤奋学习，“倦不知游息”。明志、勤奋则必然走向博学，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他在贬谪时期：“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到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方少得知文章利病。”但博学必须求精求准，不能道听途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更不能尽信书，而要敢于质疑经典。柳宗元因此撰写《非国语》《论语辩》《辩文子》《辩列子》等文章，对儒家经典与诸子之言进行辨伪考究，授予后学以正确的学习内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