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呼吁社会和谐，反对内部敌对
　　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社会是自歌德、席勒以来德意志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1914年8月份随着“城堡和平”的出现，德国“内部敌人”消失，学者们似乎看到和谐社会实现的可能。他们认为，今后也不应该出现阶级对立、教会对立。大家都应该继续把自己当作“伟大整体的组成部分”，要增强工人对国家的感情以实现社会和平。特罗尔奇认为这次战争是“士兵、企业主和工人联合进行的德国战斗”，这是一个新的“和睦共处”。虽然将来迟早会出现利益冲突，但是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些冲突，不同利益的存在不应该导致利益斗争、党派斗争，阶级的存在也不应该导致阶级斗争。
　　战争爆发后，所有教派的教徒都一起为祖国祷告，各教会出现空前团结。犹太新康德主义者科恩希望，世界大战能够带来希望，结束德国的反犹主义，战争中的宗教和平在战争结束后也应该继续存在。尽管他批评现存的对犹太人的歧视，但是他相信，“犹太人在德国的权利平等的根基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深。”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恩斯特·罗尔夫斯(Ernst Rolffs)认为，基督教新教教徒拥有传统的爱国主义，天主教徒自然热爱祖国，而工人也潜藏着民族感情，这让他看到未来宗教的和睦相处。特罗尔奇认为，国家要处于中心地位，而宗教要日益成为个人的事情。他认为这是通向避免冲突的道路。他一直呼吁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最后学者们要求实现“国籍和平(Nationalit／itenfrieden)”：在德国生活的少数民族也应该获得德国 国籍。学者们眼中的民族和国家概念不是一个种族生物定义，而是指对德国文化的认同。在德国生活的丹麦人、阿尔萨斯和洛林说法语的少数民族，特别是普鲁士的波兰人应该获得入籍的机会。在未来的德国不同民族团体应该克服利益斗争，要激发起大家为民族自我奉献的精神。
　　第六，提倡“锁闭的贸易国”，反对“世界贸易国”
　　与学者们主张的“民族的社会主义”相配套的是“锁闭的贸易国”概念。这个概念来自费希特，1800年费希特就提出了这一概念。普兰格认为，“锁闭的贸易国”是“真正的理想国家，将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中被谈论”。而协约国对德国的经济封锁似乎更加证明这种主张的正确性。许多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是“经济战争”，协约国的目的在于消灭德国的经济力量，封锁德国将导致“德国成为锁闭的贸易国”，德国今后必须通过组织和计划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给自足。
　　哲学家和神学家也要求建立自给自足的贸易国家。自给自足的方案一部分是加强关税保护政策，因此不仅仅是反对自由贸易、“世界经济”的原则，而且也是反对让德国经济在欧洲这个大范围中发展。普兰格对未来的自给自足政策作了最详细的分析。通过国民经济、财政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战争盈利的税收，制定最高价格，生产足够的食品和动物饲料，建立系统的仓储，对原料再利用，将使帝国在战争中以及战后长期不依赖于欧洲及欧洲之外的进口。战争中建立的经济组织应该在战后作为国家经济组织的基础。
　　第七。民族教育观
　　学者们认为要进行社会改革，把德意志社会从战争的防卫共同体变成民族共同体，就必须在战后的市民教育中引入准军事化教育，以便培养青少年的战友共同体精神。马堡新康德主义者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要求重新组织对同年龄青少年的教育，通过机会平等原则，建立统一学校以及实行普遍义务劳动，而且还要求今后男女在教育和政治共决权上实现平等。。泽贝尔格反对妇女工作，松巴特认为理想的女性是能够“生育能干的战士”，另外他要求进行准军事化教育，因为青少年必须学会“为祖国生，为祖国死。”1914年底罗尔夫斯就提出培养青年人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学会严格的自我管理。梅尼克认为，士兵将会成为大众的教育者，战争会产生“新人”。杰非相信国际局势决定战争是不会终结的，因此军事化教育是必要的。滕尼斯把民族共同体等同于“战斗合作社”。阿尔弗雷德·韦伯认为，德意志民族必须成为一个战斗性的民族，每个德国人都要成为战士。
　　
　　三、“1914年思想”的影响
　　
　　总而言之，德国知识精英对未来的设想是“一个无阶级、无冲突、和谐的民族共同体，由能干的、受过教育的市民官僚机构指挥，由强大的普鲁士一德意志军事君主制保护”。这是与法国和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和沙皇俄国专制主义不同的一种社会秩序，学者们坚信“它将像一只凤凰般在战争的火刑中升起”。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思想，往往是整个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1914年思想”既是德国历史中各种既有元素在1914年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同时又对德国以后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多维度的：既有显性的影响又有隐性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影响又有负面的影响；既有短时段的影响，又有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影响。
　　从短时段来看，“1914年思想”的显性影响是推动战争初期的战争动员和爱国主义浪潮，但是这方面的影响是短暂而有限的。德国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文化精英完全维护德国的战争政策，以高涨的民族感情影响着德国人，许多教授自愿报名参军，或亲自到战地发表演讲，为参战的学生和军官鼓舞士气。但是必须看到，受他们影响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学生和大部分被动员的士兵，他们对城市中的工人和乡村中的农民影响并不大。工人和农民比知识分子更为现实，物资缺乏、物价上涨和农业歉收是他们更加关注的问题。此外，随着战争时间拉长，其他各种利益诉求开始超越“1914年思想”，各方开始讨论这场战争的目的和意义，各种矛盾重新凸现，社会民主党议员反对批准战争贷款，1917年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意志祖国党的成立标志着“城堡和平”的最终破裂。特别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战争经济的缺点日益显现时，人们更加期待恢复自由经济，不希望继续战争经济。
　　从中时段来看，魏玛制宪会议强调阶级协调，及时停止了十一月革命中提出的全民民主的发展方向，采取了议会民主制，并且允许在企业中成立企业代表会，比其他西方大国更早地走上追求企业和平的道路，从中似乎可以看到“1914年思想”的隐性影响。但同时，该思想推动德国民族主义朝极端化发展，从而要为魏玛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成灾承担一定责任。知识分子通过报章杂志和演讲把1914年战争解释为一场文化之战，积极肯定并维护德意志文化的特殊性，宣扬“德意志独特道路”，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渴望、对等级制、军事化的肯定和国家利益的过度拔高被极右势力用于宣传民族主义和霸权政治。同时，“1914年思想”似乎为德国的发展道路竖立了一个标杆，一切其他思想和做法，容易被斥为对标杆的偏离。一次大战后在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下建立的魏玛共和国，就被不少人视为“美国化”的产物。20年代中期以后兴起的“保守革命”浪潮，似乎也能从中发现“1914年思想”的元素。在纳粹主义思想中，这些元素就更加明显，不过，“民族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式自由”变成了“社会有机体”。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1914年思想”并不等同于纳粹主义，后者是对前者的极端化和粗鄙化。“1914年思想”与纳粹主义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不带有种族主义，也没有反犹主义，它主要从文化的而非种族的角度对民族进行定义，学者们也欢迎其他认同德意志文化的种族获得德国国籍。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