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知识精英在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下，亦全力支持德国在战争中的努力。大部分德意志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一场关乎德意志“文化”(Kuhur)对抗西方低俗“文明”(Zivilisation)的战争。宗教学者恩斯特·特罗尔奇(Ernst Troehseh)8月初就宣称：“我希望我们整个学术界和艺术界将精神和洞察力浇铸成……熊熊燃烧的话语，作为德意志思想的标志引领陆军队伍前进。”1914年10月4日知识分子响应了这一号召，93位科学、技术、文化界名流在一份《对文化界的号召》(Aufruf an die Kuhurweh)签字，这份号召书用夸张的赞美诗颂扬国家的战争政策和德国军事制度。10月16日，德国3千名教授在《德意志帝国高校教师宣言)}(Erklarung der Hochschullehrer des Deutschen Reiches)上签字，占德国所有教授的80％，这份宣言上写着“我们的信仰是，德国军国主义取得的胜利关系到整个欧洲文化。”学术界这种类似的宣言、呼吁、杂志、文章和书籍多如牛毛。到1915年年底为止，来自知识分子的战争散文就达235册，战争诗达150万首和战争文学8000册。
　　这些学者们完全拥护国家的战争政策，他们从国内普遍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城堡和平政策”中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形成的可能。德意志知识分子厌恶现代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他们反感这些阶级社会的经济转变、社会冲突、民主运动。他们认为虽然战争具有破坏性，但同时战争也是新文化价值的缔造者。学者们尝试发展出一套未来社会新秩序，来解决一战前国内的教会对立、宗教歧视、党派和劳资斗争问题。这个设想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的改革，被称为“1914年思想(Ideen von 1914)”。这些思想主要在1914年夏天和秋天宣布，学者们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对它进行了学术论证，他们的目标在于，发展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既与西方民主不同，又与东方专制主义不同，符合“德意志本性”。④
　　“1914年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29名学者，其中包括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如埃德加·杰非(Edgar Jaffe)、弗朗茨·欧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约翰·普兰格(Johann Plenge)、马克斯·泽令(Max Sering)、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6nnies)、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哲学家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阿里欧斯·李尔(Alois Riehl)、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神学家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恩斯特·特罗尔奇(Ernst Troeltseh)、阿道夫·拉松(Adolf Lasson)、赖因霍尔德·泽贝尔格(Rein—hold Seeberg)；文学家古斯塔夫·罗特(Gustav Roethe)、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道夫·奥伊肯(Ru—doll Eucken)；法学家奥托·冯·基尔克(Otto v，Gierke)；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Friedrich Mei—neeke)、赫尔曼·昂肯(Hermann Oncken)和瑞典国家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Rudolf Kjellen)等。
　　
　　二、“1914年思想”的内容
　　
　　“1914年思想”是学者们对“德意志独特道路”精神内涵的诠释，它的参照物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一个非政治者的观察》(Betrachtungen em‘esUnpolitisehen)中强烈地维护德国的政治文化，反对西方的民主文明，他把“德意志的民族特性(Deut—schtum)”解释为“文化、心灵、自由、艺术，而不是文明、社会、选举权”。国民经济学家普兰格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出版名为《战争和国民经济}(Der Krieg und die Volkswirtschaft)、《1789和1914-——政治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年份》(1789 und 1914：Die symbolischen Jahre in der Geschichte despolitschen Geistes)两本书，把1914年精神和1789年精神进行对比。他认为1914年是“建设性的革命”，而1789年是“破坏性的革命”；“1789年思想”是无限制的自由思想，而“1914年思想”有自己的尺度。松巴特认为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为的是“迅速赢得所有个人的赞同”。德国学者针对法国大革命思想提出了德意志式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和谐”观。
　　第一，以“德国式自由”取代自由
　　“1914年思想”的代表者认为西方的自由是“任意”和“无节制的”，无非是“厌倦、恶心和内心的自我瓦解”。他们把这种无节制的自由与德国的“秩序(Ordnung)”理念进行对比，认为德国的秩序不仅允许自由的存在，而且同时要求“顺从、责任、强制和听话”，重要的不是“各种力量的自由调和”，而是“各种力量的自由结合”。他们喊出的口号是“秩序的自由对抗任意的自由”。学者们认为“秩序”是“1914年思想”中的“第一思想”，它应该取代1789年完全不受限制的自由。
　　自18世纪起德意志知识分子对法国自由的争论就一直存在，大部分人认为，能够忍受的、能够持久的自由必须是被组织的，即有限的自由。“德国式自由”的观念由特罗尔奇从“独立和有意识的承认超个体的共同精神”和“一个自愿为集体履行义务的自由”派生出来。特罗尔奇认为，“1914年思想”与“1789年思想”相比，是以另一种方式把“自由和尊严”结合起来。“德国自由观念的本质”不在于“所有个体同时拥有形式上的自由”，而是个体对于个人义务的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个体从一出生就受到不同的个人境况和社会框架条件的束缚。正是这种经验式的解释加强了“德国自由观”的说服力：如果个体必然受约束并被列入凌驾在个体之上的结构中，对凌驾在个体之上的整体履行义务就不需要通过强制进行，而是来自于个体的内心信念。自愿接受社会约束把个体从自由和隶属的冲突中解放出来。“德国式自由”似乎可以用来克服现代危机，不仅仅对于处于战争中的德国社会，而且是对于整个现代社会。与对自由理解紧密相连的是对于平等的理解。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