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其早期的天职(Beruf)概念则一直强调蒙上帝召唤于永恒的救恩。在使徒时代,耶稣的门徒都是被召唤去传道,这是一种人性的被召唤。在早期的使徒书信中可以见到很多处。早期的基督徒感觉他们受上帝召唤,要在尘世实现上帝许诺的王国。他们组成了团契,每个人都不考虑世俗职业,而献身于上帝王国在尘世的实现。
　　但现实让基督徒很快认识到,上帝的王国不会很快到来,于是重新转向尘世,积极传教,西欧逐渐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整体世界,人生来受洗为基督徒。因此,召唤从个人转向了基督教会。13世纪,著名的牧师雷根斯堡的贝托尔德认为,基督教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上帝召唤。为了遵行这个召唤,达到拯救,上帝的恩典是必需的。上帝不能将他的恩典提供给单个人,而是通过他的代理教会赐予人。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被上帝召唤,教会居间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教士的地位高于平信徒,只有教士和修道士等属灵职务被视为天职。古希腊罗马有轻视体力劳动的倾向,基督教虽然提高了劳动的地位,但仍然认为普通职业低于属灵阶层的职务。
　　中世纪晚期,罗马教会腐败日益严重,教皇在德国发行赎罪券以敛财。1517年10月31日,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在维滕堡教堂贴出《九十五条论纲》加以驳斥,由此引发了深刻影响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在反对罗马教会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基督新教神学体系中的天职观。路德神学的核心是因信称义,他反对教士在信徒得救过程中的中间作用和高人一等的地位,主张人通过信仰与上帝的直接沟通,基督徒都是祭司,由所有基督徒组成的属灵阶层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分工不同。路德在翻译《圣经》过程中,用Beruf同时翻译上帝召唤(Ruf)和世俗职业(Arbeit)两个概念,从而将神圣的呼召与普通人的职业结合起来,形成了其独特的天职观。路德在1522年写作的《论俗世权力》中明确指出,“每个人都应该从事自己的天职(Beruf)”。路德使神职人员所独有的天职转变为人人都有的职业,使天职具有了世俗性,同时赋予了世俗职业以神圣性。
　　路德的天职观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是路德尘世伦理的核心。中世纪西欧政教关系复杂混乱,教皇热衷追求世俗统治权力,如教皇朱理亚二世(JuliusⅡ,1503 1513年在位)在欧洲诸国间纵横捭阖,成为欧洲外交计谋的中心。世俗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也积极干涉教会事务。1522年,发生了一件对路德刺激较大的事,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出版后,被查理皇帝、勃兰登堡选侯、萨克森公爵等下令禁止销售和阅读。路德认为翻译《圣经》属于属灵事务,世俗统治者不能干涉,否则“这样他们把一切的事都颠倒了,以铁来管理灵魂,以敕令来管理肉体,即俗世君主管理属灵事务,宗教阶层管理俗世事务”。
　　针对这个“被颠倒的世界”,路德在奥古斯丁的双城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王国理论(ZweiReiche),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上帝王国与尘世王国,基督徒属于前者,非基督徒、假基督徒和异端属于后者。上帝和魔鬼在两个王国间进行斗争。上帝进而在尘世建立了两种治理(Zwei Regimente)——属灵治理和尘世治理,作为与魔鬼斗争的工具。维持这种尘世治理秩序的就是人的天职。路德具体划分了各个阶层的天职,如世俗统治者的天职就是仁爱公正地统治,惩罚恶人;教士的天职就是传道;家庭的天职是属灵教育。天职不局限于职业,而是体现在各种社会责任中。天职具有世俗性、平等性和神圣性,人的各种身分及职责,都是上帝赋予的天职。通过赋予各阶层各人多个不同的天职,路德重构了他认为的“被颠倒的世界”。
　　路德之后的加尔文进一步发展了基督新教的天职观。他首先继承了路德关于天职的基本观点,认为天职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现世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应该坚守自己的天职。他的创新在于,把天职观有机地融合到他的整体神学思想中,将天职与预定论结合起来,使天职成为信徒判断自我选民身分的重要有形依据之一。加尔文认为,“上帝的拣选本身是隐秘的,但藉天职把它展示出来,天职可能就是选民受上帝拣选的证明”。是否受上帝拣选是不可知的,但事业的成功却是选民可能的象征,由此促使加尔文教徒勤劳节俭,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产生了一种勤俭禁欲的伦理,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加尔文教义主要播及的荷兰、英国、美国成为当时和后来世界上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强大和活跃的地方。
　　到了启蒙运动及工业化时代以后,Beruf逐步淡化了上帝召唤的含义,作为一般的表达职业的词汇,上帝召唤的含义转化给了另一个同源的同Berufung。由此可以看出Beruf的含义演变有呼召、天职、职业三个发展阶段,但进入中国及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以路德、加尔文为领袖的基督新教的天职观。
　　
　　三、中西天职概念的对接
　　
　　由上二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天职与基督教的Beruf,是两种起源迥异的责任伦理。中国的天职概念起源于对天的自然神崇拜,相对零散。基督新教天职观起源于“上帝的召唤”,对上帝的信仰,非常系统,包含有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上帝与人的沟通方式之一,在新教神学中形成了一套伦理规范体系。有学者认为,两者的差异还有:西方天职关注上帝,人有选择自由;中国传统的责任感关注于尘世,儒家强调顺应天命,人无自由意志。
　　但中西两种天职概念发展过程中也有内在的相通之处。中国的天职概念对政治权力赋下了神圣的地位,天职只属于政治统治阶层,后来演变成一般人应尽的职责,应用于各种行业各种身分。西方基督教的天职观(Beruf)开始只属于教会神职人员,经马丁·路德的改造,一般人也具有了天职(Beruf),大职被赋予了世俗性。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打破了某一阶层对天职的独占状态,从一种特殊的职责转变为大众都可拥有的职责。殊途同归,天职和Beruf都具有了大众性和世俗性的特点。而且,天职和Beruf所赋予人的崇高职责都体现了一种秩序观,中国传统天职概念具有自然秩序和与最高主宰大相联系的含义;马丁·路德赋予社会各阶层以天职(Beruf),重构了尘世的秩序,成为新教伦理秩序的核心概念。正是这两种共通性,两个概念成功实现了对接,尽管这个过程非常迟滞。
　　基督新教的天职观(Beruf)很晚才进入汉语学术界,原因在于路德研究进入巾国也非常晚,而且多足宏观研究,长期面临资料缺乏的状况。民国时代出版的著作十分有限。1939年,彭彼得出版的《基督教思想史》介绍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附录有《敖斯堡信条》,其中涉及了天职观念,译为“职、Jk”。(责任编辑：南欧)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