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帧刻本《历代名臣奏议》，明杨士奇辑。书估将书名剜改为《历代大儒奏议》，伪题“无锡邵宝撰”，在书名剜改处钤了“南宋翰林院印”的方印‘，引。南宋翰林院印纯属子虚乌有。《杜氏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多，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的吸引力。书估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邵宝国贤撰”木记，序文也作剜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成了罕见的奇书了。邵宝为明成化二十四年（1484）进士，上述两例一说邵氏任职南宋，一说他所撰之书为南宋刻本，书估作伪也不深思，岂不可笑。
　　第三种是伪造早期著名私人藏书家藏书楼的藏书印。如明代袁忠澈、毛氏汲古阁、清代范氏“天一阁”、钱曾、徐乾学“传是楼”、季振宜、阮元“文选楼”等。会文斋主人何厚甫曾以寿山石仿刻明毛氏汲古阁常用各种藏章十余方，其他尚有清季沧苇、黄丕烈、汪士钟、顾广圻、刘喜海等各人藏书章数十方，以备平日遇有善本或旧钞本即钤一印章。印色则以乾隆旧色，其作伪法，即取薄棉纸（即河南棉）包以香灰敷于章上，隔日印色即显之更旧，出售时则价增数倍。残本元九路儒学十史本《晋书》，竟被人巧妙地将《晋书》的“书”挖去，补印“载记”二字，成为《晋载记》的书名，还伪刻汲古阁藏书印鉴以钤其上，于是一部完整的元刻本又经过名家收藏的《晋载记》就这样问世了。西北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五国故事卷下·安禄山事迹》，封面上有“钱遵皇绿过”、“陆敕先借抄讫”、“壬寅仲春初九日阅于劍光阁唐卿识”等题识。另钤有“吾道在沧州水”、“放情山水之间”、“云泉读过”、“劍光阁”、“孙印胤伽”、“散木居士”等藏书印。从封面识语看书估作伪以图提前抄本年代的可能性很大。题“钱遵皇绿过”，似乎是想证明清初藏书大家钱曾跟此书有密切关系。可惜还从来没有听说有“钱遵皇”这一称呼，若是钱曾本人题写更不可能连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书中所钤藏书印也似伪印。“吾道在沧州”本是清代季振宜之藏书印，但后面加上一个“水”字是何用意？据张懋镕、潇然所撰《收藏印的妙用》一文，西北大学图书馆本来将此书定为明抄本，但如书中所钤藏书印皆伪作的话，似乎定作明抄本并无确切证据，不甚贴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没有收录西北大学图书馆藏本《五国故事》，除了它内容残缺之外，是否版本也算不得好？
　　再如明嘉靖刻本《殿阁词林记》二十二卷，明廖道南撰，此书残存卷三至四、六至十二。书估割裂首行书名，并钤“子晋汲古”、“王印士祯”、“阮亭”、“荛圃”、“汪印士钟”、“小玲珑山馆珍藏图记”、“善本”等伪印，又伪撰叶德辉跋于后。这几方伪印是假毛晋、王士祯、黄丕烈、汪士钟、马曰琯的，五个人都是名家，时间从明末到清道光，这之后就没有人递藏了，这几方印印色全同，当为书贾同时所钤。
　　无锡市图书馆收藏一部《尚书》，本是清光绪二年（1876）江南书局刻本。但纸经熏染，色泽陈旧，加之伪钤“宋刊奇书”、“蒋廷锡印”等藏书印记，初看真可赝宋。但书内文字“宁”字缺笔避讳。谁都知道，“宁”是清宣宗曼宁的御名，所避显系道光皇帝的名讳。此条一定，造伪充宋的骗局便不攻自破了。
　　据传民国间，上海的古书流通处曾经伪造了抱经楼等著名藏书楼的藏书印，“常年雇佣三名抄书人，每天以旧绵纸、桃花纸等传抄各书，而后钤盖伪刻之抱经楼藏书印，冒充抱经楼抄本。”欺骗买者，将最普通的抄本当作善本来出售，谋取巨额利润。
　　《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书影的第二种《五代史辑注》，书影中可见“虞山钱曾遵王藏书”印，故其版本定为清初抄本，实际上此书应为清中后期抄本。细看此书每卷前题“徐无党注；秀水朱彝尊辑注；汾阳田畿校”字样，田畿是为乾隆、嘉庆时人。所以遵王怎么会有印钤在乾嘉或乾嘉以后的抄本上呢？那显然就是书贾伪造遵王的藏书印，将之钤在书上，一般人如眼力稍差者就易上当受骗。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本为明宣德甲寅（1434）朱氏尊经书堂刻本。书贾剜改目录页第四行所题刻书时间之“宣”字为“大”字（图5），欲以元大德间（1297—1307）刻本欺售。因此字乃沿着栏线裁下贴补，剜改痕迹不明显，正面看毫无破绽。不过只要迎着光从书背能清楚地发现“大”字系割补所为。书贾还不罢休，又伪造一印章钤印于“大”字之上。经此改装，它的刻书时间提早100多年。可惜书贾太无知，并不明白大德朝十一年中元甲寅这一干支纪年，作伪技术再高明也是枉然。
　　第四种是伪造校勘学家及经史子等学术领域有份量有影响的名人的藏书印。如赵子昂。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嘉靖年间白坪仿宋刻本《事类赋》（图6），书贾将明代王樨登内府藏本《六臣注文选》题跋中的“宋本文选”篡改为“宋本书”，抄录后扉页上。并钤盖伪刻“赵氏子昂”、“天水郡图书印”朱文印。以此手法欺瞒世人，当作宋本出售。此书前有清末徐廷麟识语，误作此书为“宋本事类赋”，并高价购入。由此可见书贾利用多种手段作伪成功者应不鲜见。
　　清代劳季言喜于书上题跋，且为藏书家重视，故钤有劳氏藏书印的图书甚为抢手，不少书贾即利用藏书家的这种心态大做文章。陈乃乾在《上海书林梦忆录》中提到书商杨耀松伪造劳格藏书印谋取暴利之事。杭州文元堂主人杨耀松曾购得劳季言批校本两大箧，因不知为著名的劳校本，以低价卖出。事后杨耀松大为悔恨。因伪刻劳氏藏印，若得刻本稍旧而有批校者皆钤之，如是数年，钤伪印者，皆得善价。
　　此外，清初的何焯、清中的黄丕烈、顾广圻、惠士奇、惠栋父子等的批校题跋也颇为藏书家所重视。如果书中钤有他们的印章，表示书为他们所校读，就更能引起人们的购买欲。清康熙吴门文汇堂刻本《历朝应制诗选》十卷，钤“王印士祯”、“阮亭”、“顾印广圻”三方伪印。前二方伪清初著名文人王士祯，后一方伪清中期校勘学家、目录学家顾广圻。清代安徽的鲍廷博也是藏书界颇有份量的人物，尤其是他手抄之书，非常珍贵，被称为“鲍抄”。书估拿到鲍氏所抄之书，常常请抄工大量影抄，并加上鲍氏伪印，以充“鲍抄本”。沈津曾撰写《说藏书印的鉴定》一文，记录亲眼所见诸种伪鲍抄本《巴西邓先生文集》。(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