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两晋之际，名士和名僧交游谈玄，名僧支遁更是一代名士之首。这种时尚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就有用玄学解佛学、以佛学释玄学的形态和理论。流行于两晋的中土般若学六家七宗是佛学与玄学合流的产物。
　　玄佛合流我们把它定位于时代的思潮，它并不是无缘孤发，而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玄佛合流思潮既不同于印度的般若思想，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思想，而是二者的会通合流。这股思潮沿着中国思想史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形成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不论这些般若学者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玄学与佛学合流，从而使玄学让位于佛学，完成了它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使命。
　　玄学名士本身具有的标新立异的学术精神，也是玄佛会通合流的源动力。魏晋名士趋新求变反对因循守旧。对于传统儒、道经典作了全瓶解释。但是到郭象为止，随着玄学自身提出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玄学已经很难再创新意。于是玄学只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求新立异的学术精神驱使下，向外求助。由于最初般若经译本内容与行文的含糊不清，给各种自由的比附和任意的发挥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是六家七宗形成的一个原因。至少在思想求新、学术尚变的治学精神上，玄学和六家七宗是一脉相承的。
　　
　　四、结　语
　　
　　把《世说新语》记载的有关名士与名僧的交往作为一个整体，放到中国思想史的背景中考察，就会发现它揭示了思想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嬗变环节，名士与名僧合流，玄学与佛学合流。般若学取代玄学成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
　　玄学与佛学都以追求形而上的境界为己任，玄学以“贵无”的抽象学说为理想君主寻找理论根据。它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因而它最初是政治哲学。佛学与玄学合流使玄学逐渐化解了由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为自己造成的理论盲点，刺激玄学从政治哲学转为人生哲学，从形而上的境界追求上升到纯粹精神理性。魏晋名士一直难以解决的如何处理自然与名教、精神需求与物质享乐的矛盾，由于般若理论的介入出现了新的转机。
　　魏晋时代是一个学术相对自由开放的时期，在学术自由的特定环境中，对佛学的理解才有深化的可能。般若学取代玄学，是因为佛学的哲学思辨水平要高于传统儒学乃至玄学。从这时起，佛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组成部分，日益演化为中国哲学的活跃因素和积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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