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港口都有水路通向富裕的农业和工业区域，随时可以用来装卸货物，英格兰一半的煤是由海岸和河流运送至市场出售。诺森伯兰郡和达勒姆的最大煤场就在海边；兰开夏郡的煤场离河流最近的地方不足6英里[1219’。伦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港口，运输的物品主要是羊毛、奶酪、谷物、铅、煤、木材等等。萨姆塞特郡的丹斯特曾是进口煤和谷物的通道，又是从当地石灰窑运出石灰石和石灰的码头，‘u‘。海上运输的发展推动了海外贸易的繁荣。据统计，1453年，英国有大约120只船到里斯本进行酒的贸易，西南部的港口在1376—1383年的7年间，有9艘船只去往伊比利亚，104艘到达波尔多；1390—1391年去伊比利亚船只达39艘之多，40艘去波尔多””“。
　　水、陆交通状况的改善，使人员流动和货物运输变得较为便利，水、陆交通的互补性表现得日益突出。例如，1319年，爱德华二世邀请剑桥的一批学者到约克过圣诞节，他们选择的路线是经过沼泽地的六条河流到斯拜汀，经陆路到波士顿，再乘船到林肯，经托克西到达约克。交通的便利，商品贸易的繁荣，经水、陆两路的货物往来越来越频繁，1299—1316年期间，达勒姆的波尔萨多次在波士顿的商品交易会上购买大量的衣服和食品，人们用船把货物运到林肯，又用车运到托克西，再乘船到乌尔的布诺布里奇，从这里再经陆路运送。1336年，人们使用类似的方式把大批的货物从波士顿经海路运到纽斯卡尔，再经陆路运抵达勒姆[131132”“。可见，中世纪晚期的英国，水路运输弥补了陆路交通的局限，初步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且相对完整的全国性的运输网络。
　　
　　三、交通运输的发展与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的变迁
　　
　　交通运输的发展，既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传统农业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明显标志，也是变革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交通运输的发展架起了城乡之间沟通的桥梁，促进了城乡商品贸易往来，农村居民不仅需要到市场上出售谷物或其他农产品以换取现金缴纳货币租，而且也需要到市场上购买所需的商品。中世纪的市场密度较高，农民一般可以在两个以上的市场之间选择。各级各类的城市之间都有半径达6—7英里的乡村，农民容易也习惯于到城镇市场交易。与此同时，城镇里的商人也经常光顾乡村，法庭档案中记载了一些案例，说明面包商人和屠夫为了赚取更多利润到村庄中推销产品。因而违反食品销售法令的情况，““’。根据乡村遗址考古中发现的一些铜合金的胸针、纽扣和小装饰品来推断，村庄中常有小商贩光顾，四处叫卖”’”“，322。交通环境的变化，使中世纪晚期英国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的水平得到较大程度地提高。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农民从事商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既有周围村庄之间的交易往来。也有附近城镇的贸易活动，甚至在繁华的城市也留下了他们进行商品买卖的身影，据庄园法庭档案记载，格罗斯特郡布劳克雷的村民吉贝斯(w，Gibbes)的遗嘱显示，有人因购买他的羊而留下欠款，其中有两位欠债人居住在距离8英里以内考茨伍德山谷中的村庄里；还有两位城镇居民，分别生活在奇平开普敦和希普斯顿，这些地方都是有一定规模的地方贸易中心。参与大城市商业生活的农民也不乏其例，沃里克郡斯通里夫的债务案例记载，1433年考文垂的库珀(J，Couper)起诉阿绍的勒维斯(R，Lewys)，因为后者从他那里购买了19个桶箍而欠下3先令11，5便士的债务。15世纪萨福克郡西部的50份遗嘱所涉及的贸易地点，86％处在半径12英里以内的村、镇中，其中城镇占4。％，还有一些涉及该郡较大的城市，如艾德蒙德和伊普斯维奇。
　　交通条件的改善，推动了城镇周围乡村的发展，处于交通沿线的村庄渐渐与城镇融合，村庄中的农奴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了自由，改善了身份和地位。1213年以前，特伦特河畔伯顿修道院院长在伯顿建立了自治市，于是沿着伯顿大桥一直延伸到赫宁克劳新街上的所有持有地，都被给予了市民土地保有权；1273—1286年，他又两次扩大了该城享有特权的面积范围，1298年，纽卡斯尔城扩建，市民向国王缴纳一笔钱购得特许权，与该城比邻的位于贝克的潘帕丁的全部土地并人纽卡斯尔城，村庄的农奴转化成市民，所有佃户享有市民全部的自由和习惯[7]266’“。
　　不仅如此，城镇里的“自由空气”也吸引着乡下众多“外来者”一批又一批地不断涌入。赫德森(W，Hudson)通过检查13世纪末的市民名单，发现这些市民来自诺福克和萨福克不下450个地区['1]Z65。城镇与乡村的互动，表明了普通劳动者自由度的增强，从1332—1342年至黑死病的一段时期的统计调查表明，“在英格兰北部、西北部、中部和西部等220处庄园的任何一处中，除了某些犁田和季节性工作以外，由农民服劳役的情况极少，Ds]ls3。这一切说明农村的社会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将人们孤立和隔绝起来的种种界限正在逐渐消失，领主的超经济统治逐渐削弱；另一方面，在新的经济生活的孕育下，个人权利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
　　交通运输的便利，农民生产活动能力的增强，自主支配劳动能力的提高，使他们的职业结构发生变化，传统的单一土地耕种逐渐发展为多种技能、多种职业的劳动。黑死病以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为农民广泛地参与社会交往提供了契机，“男人和女人都离开村庄去从事农业或工业以获得较高工资~[26133，14世纪末，长期受雇于庄园的长工多数离开庄园，有的去做割草打谷之类的短期农活，还有的从事各种不同的职业，成为乡村木匠、织工、屠夫等，职业的更替，蕴含着利益的增长。有学者对长期雇工和临时雇工的收入进行了比较：1360年代早期，诺福克郡一名做农活的长工全年的工资不足lo先令及5夸脱谷物，正常年景下，大约合l英镑左右，加上1—2先令的额外津贴，其收入一年中也不足2英镑。而收割雇工仅秋收一季就可能挣到15先令至20先令，一名干草工一年干200天的活，其收入是2英镑8先令4便士，外加至少10先令的实物津贴[211369’”，显然，农民职业的频繁变化受利益的驱动，而劳动者职业的流动必然伴随着地域的流动。
　　源自迁徙地区的姓名记录也显示了乡村人口流动逐渐增强的趋势。14世纪早期，埃塞克斯郡的一些村庄，年龄在12岁以上的男性。每年有4％离开，同时又有5％的人进入，黑死病后，农奴无视强制执行的劳工法的限制，迁徙人口的比例上升，记录中姓名的更替说明每半个世纪中就有1／2—3／4的家庭流动，到1500年，多数村庄和小城镇只有少数家庭是从14世纪晚期继续居住下来的C3”‘。可见，15世纪末，乡村人口流动已经非常频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