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人名误。如“汉以霍山为南岳，望令寿州长吏春秋致祭”的奏请者，《长编》载为“董温”［5］（P1628），《宋志》则载为“董温其”［1］（P2486），显然两者人名必有一误。检《太常因革礼》［14］（P631）、《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15］（P531）、《通考》［2］（P758）、《道园学古录》［16］（P14）皆作“董温其”，故《宋志》不误，《长编》误。《长编》之误盖由刻录或传抄所致。��
　　四是职官误。如《长编》载元符元年十月曾旼奏请众星之位设香一事时为“右司员外郎”［5］（P11971），而《宋志》则载为“左司员外郎”［1］（P2429）。《通考》［2］（P652）、《辑稿》［3］（P616）亦载此时曾旼为“左司员外郎”。又，据《长编》，曾旼于元符元年六月已由“右司员外郎”改为“左司员外郎”［5］（P11883），故《长编》载元符元年十月曾旼仍为“右司员外郎”误。 ��
　　五是数字误。如中华书局本《通考》载高禖坛“壝别三十五步”［2］（P773），而《太常因革礼》［14］（P809）、《政和五礼新仪》［17］（P136）、《群书考索》［18］（P439）、《玉海》［6］（P1815）、《宋志》［1］（P2511）则载为“壝别二十五步”。又，四库本《通考》亦作 “壝别二十五步”［19］（P79），故中华书局本《通考》“壝别三十五步”之“三”为“二”之误。��
　六是封号误。如《辑稿》载中镇霍山旧封“应灵公”［3］（P851），而《通典》［20］（P1283）、《唐会要》［21］（P977）、《事物纪原》［22］（P85）、《通考》［2］（P757）、《宋志》［1］（P2488）则载其旧封为“应圣公”。且《辑稿》前文亦载中镇霍山为“应圣公”［3］（P851），故《辑稿》所载旧封“应灵公”误。��
　　七是地点误。如《长编》载开宝四年五月辛丑（七日）“宴刘鋹于崇政殿”［5］（P265），而《宋志》则载宴刘鋹地点为“崇德殿”［1］（P2803）。检《资治通鉴后编》：“辛丑，宴刘鋹于崇徳殿（原注：考异：《宋史•太祖纪》云大宴于大明殿，鋹预焉，事系乙未献俘之下。今从《长编》。）”［23］（P76），可知《长编》原作“崇德殿”。又，《辑稿》亦载其时宴刘鋹事，虽日期有差，但地点则为“崇德殿”［3］（P1448），故亦可证今本《长编》“崇政殿”为“崇德殿”之误。��
　　此外，《宋志》还可订他书年号、谥号、机构等误，限于篇幅，不再例举。��
　　综上可知，《宋志》因其史源的可靠性与原始性，加之今人的校勘整理，从而对于订正他书的讹误与不足有了十分显著的功效。因此，在考证其他文献时，我们当充分重视《宋志》的这一史料价值。
　　
　　四 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
　　
　　因《宋志》曾采择《国史》、《会要》等官方著作，以及《长编》、《通考》等在当时及后世均享盛誉的私家巨制，故其史料可信程度较高，兼又以正史礼志的尊贵身份面世，其为后世官私著述采择是有一定必然性的。以下我们对后世官私著述采择《宋志》之情况略作梳理。��
　　首先为官方著作。采择《宋志》的官方著作，有《续通志》、《续通典》、《山西通志》等。在具体采择过程中，有的明确声称来自《宋志》。如《续通志》“政和七年诏颁朔布政”至“钦宗靖康元年罢颁朔布政”这段文字，史官其下按语即言“宋史志”［24］（P3952）云云。但史官或碍于史局面子，或因编撰需要，不少并不完全照录。如《续通志》载：“政和七年，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是月一日，帝御明堂平朔左个，颁天运、政治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于天下。”［24］（P3952）《宋志》原载为：“政和七年九月一日，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是月一日，上御明堂平朔左个，颁天运、政治及八年戊戌岁运、历数于天下。”［1］（P2772）对勘可以发现，《续通志》并未完全照录《宋志》，而是有所删改，如删“九月一日”，将“上”改为“帝”等。又，《山西通志》载：“天禧四年，从灵台郎皇甫融请，修河致祭，増龙神及尾宿、天江、天记、天社等诸星在天河内者，凡五十位。仁宗康定元年，加封显圣灵源王。”［25］（P143）据《宋志》更原始的记载
　　参见《宋史》卷102《礼志五》。，知《山西通志》也有不少删削。��
　　其次是私人著述。采择《宋志》的私人著述主要为《五礼通考》。《五礼通考》采录《宋志》多明确声称，如：“铭曰：‘惟尔令德孝恭，世称东蕃，有来显相，余一人嘉之。用锡尔宝尊，以宁尔祖考。子子孙孙，其永保之！’”［26］（P149）秦蕙田便在前文注其源为“《宋史•礼志》”［26］（P142）。《五礼通考》对《宋志》的采择，完全照录，不作改动。如《五礼通考》载：“自后屡遣使来，帝待之甚厚，时引上殿奏事，赐予不赀，礼遇并用契丹故事。”［26］（P146）便完全照录《宋志》
　　参见《宋史》卷119《礼志二十二》。。此外，《五礼通考》还有不少完全照录《宋志》者。囿于篇幅，不再枚举。��
　　上述即为后世官私著述采择《宋志》的大致情况，总地来说，采择《宋志》者以官方著作居多。在采择方式上，官方著作不少地方并不照录《宋志》，而是有所删改。但其删改有的未必妥当，如上文“诏颁朔、布政自十月为始”的时间，《宋志》载为“政和七年九月一日”，相当准确，《续通志》删减为“政和七年”，字数虽然减少了，但时间则变得模糊不清。因此，私家著述《五礼通考》完全照录、不做删改的做法，更值得今人学习。��
　　综上，《宋志》之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记载的系统与丰富、保存了部分珍贵史料、订正他书讹误与不足，及为后世官私著述之史源四个方面。当然，《宋志》的史料价值还可能会体现在其他方面。对此问题，则有待笔者及读者进一步去探索与发现。
　　
　　［参考文献］
　　
　　［1］ 脱脱.宋史•礼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