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2008年肇于美国且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把整个欧洲拖得喘不过气来的希腊主权债务、遍布第三世界的血汗工厂以及日益堕落的社会文化，无不在证明，资本主义和民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以至于加拿大人类学隆纳·莱特揶揄道，福山天真的必胜思想，“与过去帝国如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国家、16世纪的西班牙或19世纪的大不列颠的传教工程着实相仿”[1]。
　　莱特的反思是深刻的。他的《进步简史》一书回顾了人类各种文明试验的历史，意图说明，所谓的“进步”，当它成为一种不可究诘的信仰时，会引领人们逾越理性，走向灭亡。
　　他的忧患基于对我们所处时代现实的真切体察。他指出：“人类对进步的务实信仰已经衍生并强化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世俗的宗教，和其他受到进步信仰挑战的宗教一样，人类也对进步背后的瑕疵采取漠视的态度。于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进步就变成了一种‘神话’。”[2]
　　尽管足以毁灭整个地球的原子武器六十年来一直是悬在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却丝毫没有影响大众对进步神话的信心。在世界各地，核能水电纷纷上马，剧毒的DDT在造成巨大的生态灾害之后停止生产了，然而不能让公众觉得安全的转基因食品、各种可短期导致产量极速提升的生物激素，已在肆无忌惮地粉墨登场，“无论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世界里，人们都认为现代化的保证就是永无止境的进步”[3]。
　　这个时候再回头省察陈独秀给中国请来的两尊神——德先生与赛先生，便可清楚地看到，陈独秀也是一位固执的进步神话的信仰者。在陈独秀及其同行者那里，对进步的迷信，就是对民主和科学的迷信。
　　恰恰是近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发展，给了所有迷信进步的人们以信心。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科学与民主、科学与进步的关系——
　　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认为：“一个社会民主的发展开始于悲惨和贫困，开始于宗教上的道德堕落。”[4]阿克顿显然说的不是古希腊民主，而是现代民主，但他只说出了现代民主产生的一个原因：专制造就悲惨和贫困，传统的贵族却不再拥有高贵的德行，民众由此开始抗争，寻求自己当家作主。这与法国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是一致的。但直至近一百年，民主才开始成为绝大多数人的信仰，所以然者，与科学发展的程度分不开。科学促进了技术，技术促进了生产，社会财富急剧膨胀，大众当中的每一个个体，也许他们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而所能享受到的生活便利却是以前社会所无法想象的，从前只能由少数精英独享的生活便利，早就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给了大众一种错觉，以为仰赖精英才能生存下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正是在这样的心理暗示下，民主才成为进步的主要内容。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几何级数的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出现，更是让贤愚不肖、齐物平权，“人人拥有没有任何特殊条件限制的主权，或者说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由昔日的法理学观念或理想变成了一种扎根于普通人心目中的心理状态”[5]。
　　经过数千年科学进步的历程，人们相信，理智化的新的时代业已到来，“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6]。科学的单向的、不可逆的发展使多数人相信，人类只会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无法回头，而这个方向就是进步。
　　我们必须得承认，进步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仅仅意味着可供选择的产品数量的提升、发展潜能的增加。什么是生活质量？自由与幸福感就是生活质量。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进步并没有带来人类自由与幸福的增加。美国的穷人挤在大都市，中产阶级住郊区，富人定居在小镇上，小镇居民比大城市居民更能感受自由和幸福；巴黎的居民满足于生活的悠闲自在，对温州人带来的廉价小商品和经济繁荣十分反感；2011年5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在294个城市中，综合竞争力排名第4的深圳市，“幸福感”却位列243位；全国最具竞争力城市中，幸福感挤进前十的仅有北京一市，这当然与首都可以获得较多的政策倾斜有关，如果撇除这一因素，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与居民幸福脱节甚至倒挂的情况普遍存在。纵向地看，在唐诗宋词中读到的中国人，难道不比今天的中国人更幸福吗？欧美的情况亦复如是，一些社会调查表明，“尽管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人均收入比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翻了三倍，但从总体上看，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幸福指数并没有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上升，反而比以前降低了”[7]。
　　进步并不如它的信徒们所预想的，使大多数人通向幸福，恰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以后，进步并不能带来幸福。幸福只能来自信仰、来自节制的道德。
　　当进步不再能促使人类福祉增加时，是否就到了发展的拐点？进步是否已经到了反过来遏制幸福感的阶段？
　　
　　对进步神话的反思
　　
　　鲁迅曾经写过一首杂文诗：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8]。
　　这首诗里的“时”，便是进步的代名词。让“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其实是不给异议分子说话——人只能生活在当下，根本没有选择“回去”的自由，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只能接受当下的种种不合理，只能逆来顺受，不能批判当下、反思当下。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其实并不是没有过对进步信仰的反思，但这些具有沉重自省意识的思想者，在众声喧哗的世界里，发出的声响太过微弱。
　　作为鲁迅的同乡，杜亚泉先生是较早认识到进步信仰的危害的一位思想家。他指出：“当十九世纪后半期，风靡欧美流行世界者，为一种危险至极之唯物主义。此主义航渡东亚，输入我国，我国民受之，其初则为富强论，其继则为天演论，一时传播于上中流人士之间，炫耀耳目，渗入脏腑，而我国民之思想，乃陷于危笃之病态，卒至抛掷若干之生命，损失若干之财产，投入于生存竞争之旋涡中，而不能自拔，祸乱之兴，正未有艾。”[9]当物质进步被看成是社会演进的唯一标尺时，人心溺陷，直可用丧心病狂形容。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