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反映了意识形态建设中一种绝对化、两极化的思维方式，即“以我划线”、“绝对好坏”和“始终不变”。所谓以我划线，就是“惟我独革”，就是以自己的言行为判断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凡是不符合自己言行的事物一概斥之为不好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绝对好坏，就是把好坏区分的标准绝对化，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坏的就是永远的坏，完全不作具体分析。所谓始终不变，就是把事物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实际工作来看，“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表现在国家建设手段的选择上，是对革命经验的过分依赖，通过高频率的各类政治、社会运动，充分动员人民群众参与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导的政治社会实践，把群众运动当作“始终不变”的攻坚克难的主要手段。
　　应该说，“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形成不是偶然。从历史来看，我们党长期处于革命与战争的艰苦环境中，敌我对立、界限分明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群众基础。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较险恶，国内事业百废待兴，“共产主义必要的物质前提的发展，必须伴随着同样必要的不间断的思想改造过程和社会与政治的革命行动”［7］。在革命成功经验的鼓舞下，人们相信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加速实现的，这就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留了浓厚的革命思维印痕。“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的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毕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8］。
　　中苏论战的爆发，进一步助长和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论战中，苏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各国党，甚至作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迫别党接受。对于不同意其观点的党不是求同存异，而是斥之为“单干”和“民族主义”，甚至进行打击报复。而中国共产党也用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去裁判苏联，断言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苏联的内政外交已彻底走上“修正主义”的歧路。双方所体现出的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以我划线”，即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用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去评判对方的是非。在当时，中苏两党均产生了一种“对着干”的心态，只要是对方使用过的语言、口号，我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不承认对方有任何正确合理的东西，不是批判地吸收，而是绝对地排斥”［9］。
　　纵观论战的历程与文本，往往感性大于理性，批判多于思考。论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急于求成的工具理性和斗争意识，而缺乏对自我的深刻反省以及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客观判断。为了驳倒对方，双方都在寻找有利于本方观点的理论依据，而其中最有效的论据莫过于对马列经典著作的广征博引。基于这种比较功利的心态，往往只是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个别结论来攻击对方的不是，有时就难免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缺乏全面深入和实事求是的解读，甚至会出现对其原义作出片面、扭曲的引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真理和客观事实被遮蔽。例如，在中苏论战的文章里，把“物质刺激”、利润原则、工资差别等视为“资产阶级权利”和“修正主义”的重要表现加以痛斥。那么，与“资产阶级权利”相反的则是要依靠政治和思想上的革命，来保证经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又如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解，1963年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指出：“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都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10］447“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10］447按照这种“大过渡”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都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是很激烈的。”［10］447-448由此，为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三、中苏论战加速了党的指导思想正误交替并行的发展趋向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论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总结”时曾提及，“十年间，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充分表现了党的探索历程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领导者个人的思想当中，而且体现在全党集体探索的过程之中”［11］。进而言之，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这里，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党的指导思想呈现这种复杂的、不稳定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中，中苏论战对其形成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在当时，如果说中苏论战这种特殊形式显现了中国共产党欲寻求指导思想上的突破和创新，那么反过来，中苏论战又进一步增加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陷入误区的风险与可能性。这种双重效应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中苏论战破除了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指导思想的形成。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危害，对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新认识。对此，中国共产党曾给予积极的评价，认为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并伴有制度的因素，其错误主要是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还指出，报告的积极意义在于“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2］6。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国外的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2］。8月，在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中，他进一步强调，中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13］。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重新探索。如中共八大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基本估计，对国内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规定，对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建设方针的制定，对加强执政党建设所提出的基本思想，以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主张社会主义应该造成一种轻松活泼的民主政治气氛，等等，都充分体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发展趋向。(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