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叶政（1973- ），男，安徽庐江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苏论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运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就中国方面来说，论战发生和发展的时代，恰好与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形成契合。以中苏论战为切入，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面貌。这场论战无论从其涉及的意识形态争议之内容，抑或是其采取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方法，都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同时，论战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鉴往知来，回顾和反思中苏论战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影响和经验教训，对我们更好地推进当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中苏论战干扰了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主体视野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中苏论战涉及的内容虽然广泛，却始终是围绕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在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上有着天然的趋同性。但两国的建设环境与时代境遇并非完全一致，历史基础、现实国情、发展目标、阶段任务、理想诉求等差异因素，决定了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基本问题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中苏论战既是两党逐渐累积起来的理论分歧的一次集中性爆发，而论战这种形式，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双方对意识形态基本问题的认知偏好，并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
首先，中苏论战影响了党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判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标志。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两种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确立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标志和社会主义发展起点的观点，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实践中，由于存在着急于摆脱贫困面貌和向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过渡的迫切意愿，我们逐渐脱离了生产力的实际水平，以至于发展到把追求单一的、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现实目标和发展导向，甚至当作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依据。中苏两党在论战中围绕这一理论问题的争议，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判断，对南斯拉夫改革的评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论战中，《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一文开篇就指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个问题，不仅是判断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1］在《三评》中，根据铁托政府允许城市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允许农村中个体经济、小生产者经济的存在，从而认为南斯拉夫正在走一条“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根据铁托政府取消国家统一计划、以利润刺激企业经营、鼓励自由竞争、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杠杆、各企业间是相互竞争关系等五条，就认定南斯拉夫推行的“工人自治”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三评》最后断言，南斯拉夫的改革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今天来看，在当时之所以会有如此的争议，说到底是因为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我们基本上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描述上。
其次，中苏论战影响了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解。中苏分歧的又一个根本点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的认识分歧。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中苏两党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如何评价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刚刚起步，社会主义体制和运行机制尚处于构建和探索阶段，苏联已形成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创时期的中国来学习和仿效的“经典”。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实践中也意识到照搬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以苏为鉴”，但并没有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框架，相反却在某种程度上维护了斯大林模式的正统和权威地位。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先是肯定了报告的积极意义，但随后又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指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毛泽东反复强调，“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要肯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各国革命建设的共同道路”［2］73。从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论战时期党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问题上，尚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教条化倾向。
在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上，中苏两党的争论焦点表现在有关“和平过渡”的认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和平过渡”的观点，指出“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一定任何情况下都要同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连在一起”［3］。苏共还认为，战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已经瓦解，民族解放运动已经进入了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只要通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和平竞赛，就“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4］。中国共产党则坚定地认为全世界任何无产阶级革命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俄国人已经走过的路。除了暴力革命这条道路外，工人阶级没有其他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产婆，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必由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5］。不难看出，在这个问题上，中苏双方均存有以偏概全的逻辑误区：苏共过分强调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忽视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而我们则没有充分认识到时代及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把暴力革命的路线绝对化的局限。 二、中苏论战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制度变迁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好”“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性。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基础性制度得到确立之后，人们会逐渐对这种制度产生依赖，这种制度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甚至“锁定”这种基础制度的作用。因此，路径依赖特别强调初始选择的重要性。“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结起来的”［6］。在意识形态建设中，也容易出现类似于“路径依赖”的现象。某种意识形态一旦确立或被认同，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久而久之，意识形态的“刚性”增强，适应社会结构变迁的能力就会相对削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之所以在一系列关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与苏联针锋相对、争吵不休，与意识形态建设中对战争年代延续下来“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依赖息息相关。反之，中苏论战的逐步升级，又形成了对这种思想方法的渲染和放大效应，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思维定势。(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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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论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叶政 发表于：2012-07-03 13:04 点击：次
【关健词】中苏论战；中苏关系；意识形态；十年探索；历史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苏论战干扰了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意识形态建设方法上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加速其呈现出正误交替并行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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