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滕代远奉命于30日在洋口发出《为迎击援敌夺取延平的命令》。红四师、红五师主力经南平县茂地、三千八百坎，于31日包围南平县城，并占领城外的制高点玉屏山和九峰山。与此同时，红十九师主力包围顺昌县城；红六师、红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包围将乐县城。为了制订攻城的计划，彭德怀曾先后亲临顺昌、南平城外观察，经分析认为，南平、顺昌、将乐3座县城易守难攻，以围城打援为宜，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
　　“东方军”进军闽北，来势凶猛；国民党福建当局相当紧张，四处告急求救。蒋介石仅电复：“将乐、顺昌、延平各守军防御工事尚坚，粮秣可支半月，希饬固守待援。……如我官兵能坚忍奋斗，即仅一团之众，凭藉工事，亦可击溃‘第三军团’全部也。”[19]
　　由于南平是福州上游的门户，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不容丢失，十九路军虽然在朋口吃过红军围城打援的亏，蔡廷锴还是不得不令驻扎在古田县水口一带的十九路军补充师第二旅司徒非部，派一个团就近增援南平。
　　9月3日，“东方军”红五师第十三团和红四师第十团冒雨沿着闽江东下。先在吉溪俘获敌前卫排，紧接着渡江在下道、樟湖板、尤溪口一带歼敌一个营，击溃两个营。此役，红军共缴步枪百余支、重机关枪3挺、汽车2辆、运送子弹等军用品的船4艘和运送粮食、食盐等物资的船4艘，击沉火轮一艘。
　　十九路军在夏道又打了败仗，蒋介石不但没有派兵来援，还教训蒋光鼐、蔡廷锴：“围攻延平之匪，……亦不能徘徊过久，此时只要延平各城能固守半月，一待北路军发动，则匪必西退，回顾老巢。故此时我闽军主力，应先待其向西撤回时而邀击之，不必正面急急进援，免遭暗算。”[20]
　　为了保住战略要地南平县城，蔡廷锴又令第六十一师所部沿沙溪北上、补充师所部溯闽江西进，再次增援南平，并派飞机协同作战。
　　“东方军”主力奉命撤围南平县城，集结于该县西南地域。18日，红五师第十三团与敌第六十一师第一八三旅第六团在西芹的芹山遭遇。经过激烈的肉搏战，红军一个主力团全歼十九路军最精锐的一个主力团，毙伤敌二百余人，除了敌团长郑为楫等少数官兵漏网外，俘敌团副、营长各一人和官兵一千余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自动步枪8支、机关枪6挺。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东方军”先后歼灭新编第二师两个团和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补充师、第六十一师四五个团，辉煌的战绩与前方领导人提议并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密不可分的。
　　五、关于回师江西的问题。——朱德、周恩来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的军事形势日趋紧张，“东方军”应立即返赣。后方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驻上海机构把攻取顺昌或将乐县城、消灭敌人基干力量，作为“东方军”回师江西的先决条件，结果贻误战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陷入被动。
　　8月下旬，蒋介石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的准备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红一方面军的一个“拳头”正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东北面作战、一个“拳头”正在西北面活动，正面黎川一带兵力相对薄弱。9月初，赣敌开始移动。3日，朱德、周恩来建议中央局：“东方军”应结束东线战斗，“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3]255
　　“远东局”却认为：“我们还有两周时间用来结束福建……的作战行动。”[11]490后方领导人也提出：“目前东方军应该速将顺、将攻下和集结主力于适当地点，依据情况变化迅速各个击破敌人。”“我们现要从各方努力，特别要以优势兵力于决战，……先干脆消灭敌之基干兵团。”“如果能如此，不但更胜利的完成了第二阶段，而且是打破了敌人五次‘围剿’的东方战线，开辟了击溃闽敌的更顺利的局面。”[8]159
　　12日，周恩来电复中央局并转上海：蒋介石在庐山举办的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就要毕业，已于9月10日开始点验部队，这是将要“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信号，如果“东方军”继续在闽作战，“北上期必更延迟”。13日，周再致电博古、项英并转上海：“沪电主要作战方针，我是同意的，当然在执行时还须随情况改变以扩张战果到最大限度。”强调：执行“沪电”的第一步关键在“求得胜利的结束东方战斗，迅速北上”，并提出“东方军”回师路线与作战方案。[3]256
　　14日，项英在致朱德、周恩来并转彭德怀、滕代远的电报中，依然坚持：“现我主力集结峡阳、茂地附近的机动地位是可以的”，“容我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这样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还容我们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段，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8]168
　　后方领导人命令“东方军”继续在闽北活动，前方领导人只得服从。直到红军在芹山打了大胜仗后，十九路军委托陈公培前来谈判求和，周恩来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又提出“东方军”应结束入闽作战、尽快班师回赣的建议。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十九路军及其前身部队的3任最高指挥官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于1933年5月24日在福州城内于山的“补山精舍”商定，发扬“一二八”淞沪抗战精神发动“抗日反蒋”运动。他们响应苏维埃中央政府及红军在年初发表的“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把“联共”作为举事的一大策略，在思想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飞跃。
　　蔡廷锴通过何香凝“与共产国际代表机构进行谈判”，“同意与红军一起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和南京”；李济深、陈铭枢委托朱蕴山、梅龚彬、彭泽湘等人赴上海寻找中共中央谈判，“承诺接受共产党的所有建议”。[11]443，516但由于共产国际方面和上海中央局实行“左”倾关门主义路线，致使双方的联系一直得不到要领。
　　十九路军抵挡不住“东方军”的进攻，损失惨重，“几乎全部动员来对付红军这次东征，……但防广兵单，捉襟见肘。”[21]79-80据陈铭枢回忆：“其时十九路军处境困难，蒋、蔡要求一致合作、抗日反蒋，早具决心，甚至牺牲整个部队，亦在所不惜。……催我迅速同中共谈判，以免夜长梦多、发生意外。”[22]124他们改请陈公培帮忙，直接到闽北前线找红军领导人谈判。9月22日，陈公培身藏着蒋光鼐、蔡廷锴致朱德、毛泽东要求“为军事合作的磋商”的密信，到达南平县西芹的红军驻地。(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