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顾问团（以下简称“顾问团”）的意见，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东方军”、“中央军”，先在闽、赣两省分离作战，再合兵夹击抚州、夺取南昌，试图以此打破蒋介石即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以及实现其念念不忘的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
　　从“东方军”组建、入闽作战到回师江西的三个月时间里，朱德（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彭德怀（中革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团军团长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红三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等前方红军领导人（以下简称前方领导人）在若干战略战术问题上，与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等后方中央局或中革军委领导人（以下简称后方领导人）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以下简称“远东局”）、“顾问团”有着不同的思路，并坦诚地交换过意见。双方的异议，实质上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与教条、偏见、浮躁等思想的碰撞。
　　本文拟依据有关历史资料，就“东方军”战略战术问题中双方五次较大的异议，作简要的记述。
　　一、关于分兵福建的问题。——后方领导人接受“顾问团”的指示，提出中央主力红军分兵，以红三军团为主组建“东方军”，入闽执行三个阶段的作战任务。朱德、周恩来认为，中央主力红军此时不宜分兵，即使分兵，还是以红五军团为主组建“东方军”，且仅在闽北即靠近闽赣省的边界地区活动。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后，刚刚抵达瑞金不久的博古等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高地估计革命形势和红军力量，想要“连续地战胜敌人”，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接连攻打乐安、永丰、宜黄3座县城，试图以此打开通往南昌的大门。由于各种原因，红军没有完成预定的计划。
　　“顾问团”认为：是“我们的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我主力的束缚，以致对于北方的敌人很少机会再给以有力打击”。提出需要有“我们外部的力量的行动”，“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为着在六月、七月进行分离的作战”。1933年6月，他们发出《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简称“沪电”或“长电”）。
　　“沪电”要求以红五军团为主，“包括清流以北福建所有的力量，以后便应包括赣东北的力量”，组建“东方军”。第一阶段于7月初“完成在清流、宁化、归化（注：即明溪）区域的集中”，“从速进攻消灭……可能在此的部队之前进的各旅的实力”；第二阶段“从清流、宁化区域继续向北进攻，以将乐为总方向”，于7月底完成消灭在闽北区域发现的敌人部队的任务，并围攻或夺取邵武；第三阶段与方面军会合，“开始从抚州区域向南昌的进攻”。
　　“沪电”强调：“望你们在适当的考虑以后，接受这一计划，作保障今后进行这一计划的必然过程中一切实行步骤与行动所根据的总路线。我们完全知道，新的形势，将给此种计划以许多纠正，阻止我们直接执行这一路线，这种牵制，当然是可能的，但我们不应拒绝执行这一计划。”[1]225
　　中央局接受“顾问团”的指示，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福建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提出：“拟改令彭滕（注：即彭德怀、滕代远）率三军团全部，去做东方军的基干。”“一、五军团依计划在北面地带，积极活动。”同时，询问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你们意见如何望即电复。”[1]232，233朱德、周恩来多次复电，坦率地表达了意见，归纳起来有两大项内容：
　　（一）蒋介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面“正对其主力部队七个师（九、十、十一、十四、四十三、五十九、九十师）实行点验改编，限七月半完成”，与北线面临的危险相比，东南战线的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十九路军和福建境内其他的国民党军队在近期内不会轻举妄动，倒是蒋介石“一贯希望压迫我主力退入建宁、宁化，好与十九路军等去进行残酷决战”。[2]建议不如及早顾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线的危险，在此寻找战机，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
　　朱德、周恩来提出参考意见，项英却于6月17日连致两电指责他们贯彻“沪电”不力。同日，朱德、周恩来复电解释：“沪电”中“许多具体规定须加考虑与修改，才能实现这一行动的总方针，否则预先可看到的将不能达到他所预想的要求”。[3]251-25218日，周恩来又致电申述：“正因有沪电，关系全盘利害及前途，故在同意它的总路线下，须仔细考虑它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否能够达到它所预期的要求，而不致将两月时光空空过去，甚至影响到许多部队的减员与减弱战斗力。这必须从敌情、地形、物质条件与我们的任务各方面加以估计。”[4]297
　　（二）原则上接受“沪电”，可以暂时抽调一部分主力，但不能过分削弱主力，还是按照“沪电”提出的以红五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目前绝对不应分开”。并建议：“东方军以活动于建泰将乐邵光（注：即建宁、泰宁、将乐、邵武、光泽）地区为合宜，……这不仅较打卢兴邦、十九路军易于求得补充，并容易求得运动战，且对于赣东北目前严重现象也给了直接援助。”[1]234-235
　　博古等人反对朱德、周恩来的意见，认为：“沪指示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改进从前一手打人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来开展战斗新的局面。”“你对于目前的利益和虑及如沪所预见的地形，甚至行军的困难，只令东方军团在泰邵作战，而束缚其主力向东面进展，结果将不能达到沪所说的前途。”重申：“北方战地既不能与敌人主力决战，调出三军团，尤其彭滕去任指挥是适宜的。”[1]245，246(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