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连锁反应，无论从现实利益还是从心理上都大大增加了东亚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绝对脆弱性，也提高了日本在各国中的相对脆弱性，这无疑会提高包括日本在内各国的合作意愿，由此推动东亚合作在某些功能性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任何将中日纳入其中的东亚合作进程的推进都有利于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
　　 第三，日本外交中的“同盟”因素将更加强化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财政状况糟糕，财政赤字高达GDP的200％，在老龄化和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巨大的灾后重建支出必将使财政状况更加恶化，并将长期制约日本政府的财政能力。以上分析尚未考虑金融、旅游、国际资本及人才流动以及能源结构等方面的长远影响。不难看出，受此空前大灾难的影响，日本经济复苏之路将会十分漫长。
　　 第二，对日本政治方面的影响
　　 地震发生前，日本民主党政权就已岌岌可危。继官房长官仙谷由人与外相前原诚司先后辞职后，又爆出菅直人首相违法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问题，其支持率已跌至18％。地震的发生暂时缓和了朝野之争，但却有可能酝酿日本政坛的另一次大地震。民主党政府并未抓住地震带来的扭转局势的机会，相反，在信息披露、物资补给、国际合作等许多方面都倍受批评，救灾效果不彰，显示出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尤其是危机管理经验。4月份举行的统一地方选举中，民主党铩羽而归，无论是在野的自民党还是民主党内部，要求菅直人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后菅直人时期的日本政坛向何处去，却是比菅直人是否下台更难回答的问题。日本民众对民主党不满意，但对自民党同样不信任。核危机当事者东京电力公司表现出来的官僚习气、遮掩事实、效率低下等问题，都是自民党执政时期官僚与企业互相渗透，缺乏监督的结果。如今自民党也难以推脱责任。
　　 这场大灾可能推动日本政坛再一次重新洗牌。目前朝野关于“大联合政府”的构想开始浮现，不仅自民党和民主党联合组阁，甚至希望公明党也加入大联合政府。据调查，多数日本民众也希望朝野政党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共同致力于灾后重建和平息核事故。这反映了日本上下一致呼吁变革的心声，希望从变革中获得复兴的机会。然而，在除救灾外的其他许多问题上各党派分歧很大，是否真的能实现联合？如果实现联合，是否意味着日本期待中的“保守两党制”还没走上正轨便寿终正寝？“官僚体制”、“派阀政治”、“官政财铁三角关系”等战后以来形成的日本政治文化痼疾根深蒂固，制约了日本发展的活力。这次空前大灾难能否给日本政坛吹来一丝新鲜空气？可见灾后日本政坛的变化仍是扑朔迷离，既酝酿着动荡，也酝酿着转机。
　　 第三，对日本社会方面的影响
　　 与日本政府的混乱、低效相对应，在这场被称为“日本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灾难”的国难面前，日本国民所表现出来的处变不惊与秩序井然，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在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中铸就了坚韧、达观的生活态度和泰然处之的宿命论文化。3月23日前后，《华盛顿邮报》一条评论称“日本将东山再起，灾后复兴完全有可能”的新闻成为日本网络点击和留言的热点，在几百条网络留言中，“日本必将重新站起”、“勿忘大和魂”等表述反复出现。[8]巨大的灾难总能凝聚民心，对一直具有忧患意识的日本国民来说尤其如此。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受大地震的影响，民族安危意识和自尊心的上升可能使其对华认知和情绪更趋谨慎、敏感，在历史问题、主权领土等中日间争议问题上回旋的空间缩小。
　　 此外，核泄漏事故会给本就“恐核、拒核”的日本国民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阴影，这一方面表现为迫使日本政府对拟加大核能依赖的能源结构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在无核问题上会更加坚持，这种态度无疑对日本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有助宜的，从而有利于地区稳定。
　　 （二）地震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地震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灾难外交缓和了东北亚紧张气氛
　　 在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人道主义救助超越历史恩怨和主权纠葛，使前原诚司时期受损的中日、俄日、韩日关系显露出友好和谐气氛。
　　 日本地震发生后，作为一衣带水邻国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立刻伸出了救援之手。不仅国家主席胡锦涛亲临日本驻华大使馆表达慰问，而且派出了国际救援队参与实际救援工作。中国国际救援队是首个抵达、最后撤离日本灾区的外国救援队，中国运抵日本的救援物资批次也是各国中最多的；中国人民的关爱之情与日本人民的坚强自律、帮助在日中国人的事迹，通过两国媒体在两国人民间传达，人道主义至上的友好气氛使之前对立的中日民间情绪得以改善。日本共同社报道，“去年9月的撞船事件导致日中关系恶化，而中国在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积极向灾区提供援助为两国建立信赖关系提供了契机。”
　　 韩国政府也派遣了救援队，总统李明博还亲往日本驻韩使馆吊唁，并称日本灾民的表现让他“深受感动”。俄罗斯则派出了两批救援队，总理普京下令增加对日天然气和煤炭的供应，还准备向日输送6000兆瓦的电能。连日本的宿敌朝鲜也就日本地震发出了慰问电。可以看出日本各邻国也都希望借此机会通过“灾难外交”实现对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深感灾害的严重性，也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各国援助并表示感谢。虽然大灾之后围绕利益因素的政治考量仍不可避免地主导着国家关系，日本与邻国的现实争端也依然存在，但在灾后重建的基调下，笼罩在东北亚上空的紧张空气将会在一定时期内消散，这无疑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国调整政策、改善关系提供了更多的时间与空间。
　　 第二，非传统安全问题再次凸显，有助于东亚合作向前推进
　　 东亚区域一体化建设由来已久，但始终在各种利益交错间犹疑彷徨。究其原因，除了美国等外部因素的干预外，东亚国家尤其是中日韩之间难以建立互信，东盟又担心主导权遭到削弱，由此带来内部动力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
　　 马兰起（2009）提出了东亚合作的“脆弱性博弈”概念[9]，认为东亚地区是一个没有霸权国存在的国际体系，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合作制度必须经历脆弱性博弈的过程，即参与建立合作制度的各行为体“绝对脆弱性越大，则国际制度的创建便越容易”，且“相对脆弱性最强的行为体对创建制度最为积极、负担成本的意愿更强”，在相对最脆弱的行为体绝对脆弱性达到顶点之前可达成合作协议。虽然文中只涉及经济合作制度的建设，但笔者认为就东亚地区而言，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显然也适用这一理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