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翼、袁世凯、英方的三角关系中，袁世凯对张翼过于打压，对英国人的谈判，又因为“迫切希望张翼回国以前能与英国人达成协议，目的是反对张翼。”“担心他可能达成的协议将会授予张以攻击他的把柄，说他取得的成果与张本人可能取得的相比，并不见得高明。”因此拒不接受那森与张翼所定六条协议和伦敦高等法院的裁决，而袁始终未能与英方达成协议，客观上将本来对立的张翼与英方拉在一起，在伦敦诉讼以后沆瀣一气，共同对抗袁世凯，使袁世凯与英方交涉实际陷入困局。
四、张翼被参演化为政治集团斗争
学界一般认为，中英开平煤矿矿权交涉，始于1902年阴历十月发生的落龙旗事件。袁世凯在上海向萨道义抗议，谓“以勒下国旗，损辱国体，曾向理论。外合办公司，何以不许悬挂国旗?”萨道义告知袁该公司“在英国挂号，现为英国公司，非中外合办公司。断不准悬挂龙旗。”袁始觉察张翼盗卖开平一事。此后乃有三次参张和张翼到伦敦起诉等情形。而据台湾学者王玺先生考证，早在1901年11月3日，张翼由
英国回国后，已发现英方不履行副约之事，并与德璀琳委托公司律师顾勃尔向伦敦部发出抗议函，还向英方经理威英提出质询。中国董事部曾在1902年10月23日至11月28日先后三次召开股东会议，议定“新公司应严守移、副约各款”；“自欧洲管理公司之企图，与公司责任不相符合”；张翼委托一委员会，经理公司并保全股东利益；该委员会责任在商议遵守移、副约，并与伦敦部在财务、经理上“获得满意解决之办法”。但张翼对清廷却有意隐瞒未报。
股东大会的召开表明张翼所定移、副约背后隐藏的卖约及盗卖矿产情况已有败露迹象。而早在庚子年间，胡佛(华)提议订立卖约，将矿权让给英人，时任总办的周学熙虽“力摘其非，拒不副署，遂辞去。”但亦未在后开袁世凯觉察前将情况禀明。只是在诉讼开始后“陈以项城，愿以一身任其难，请持以坚定，勿为阻挠。”一面诉讼，一方面创议“自办煤矿，以资抵制。”
张翼盗卖矿产事虽已败露，却迟至两年后才被袁世凯奏参，其原因正如英方经理那森所言，张翼“主要是由于裙带关系，一面是靠运用中国宫廷政治中最为隐蔽龌龊的势力来维持的。”张亲口告其与李莲英的关系，在银钱往来上利益攸关。再者，光绪帝对张翼亦“竭力厚爱”，1901年10月将其由内阁侍读学士升任为内阁学士，11月升为侍郎候补，12月令其与王文韶会办路矿事务，1902年9月又升任礼部与工部侍郎。因此，王玺先生在文中称：“当张翼赴英起诉之际，清廷或袁世凯如能遴派适当人员偕往督责收复，则当初废约收回意愿，或不为张翼变质亦为可知。”
张翼不仅引朝廷奥援自保，且因与袁世凯开矿交涉见解的不同，与袁世凯结怨，将两人因此酿成的个人恩怨，进一步放大、演化为政治集团的斗争。袁世凯制定“以滦收开”计划后，张翼与盛宣怀、载泽等与袁世凯结怨的政敌联手，想方设法抵制、拆台。始终坚持“断主副约”，反对从袁世凯到杨士骧乃至到陈夔龙，先是招股、借款，继而意图收回开矿洋股的打算。宣统元年(1908)上谕著照大理寺少卿刘若曾等奏令杨士骧等设法收回开矿，以报利权，杨士骧奏称“惟恐有忍心媚外之大员，从中作祟。倘再蹈开平覆辙。”那森面对收开计划，一面让朱尔典向清廷施压，一面与张翼保持密切联系。张翼更是利用袁世凯下野之际，将收开失败的脏水泼给袁世凯，大肆鼓吹遵照副约即可收开。
陈夔龙任直督时，也因积极推行袁世凯的以滦收开计划，而被张翼三次奏参。并在其奏参下，清廷谕令载泽与盛宣怀调查滦州煤矿矿务以定最后办法。作为以滦收开主要执行者，周学熙也曾披露，“矧载、盛两大臣原奏，责令张京堂翼查核账目，阅时两月，究竟调查是否著手，账目实该若干，亟应早日确查，方能定加股、借款之数。倘彼此诿延，必致要案久悬，恐终无结束之期。”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袁世凯三参张翼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作为地方大员，将尽到守土之责、维护主权作为主要目的，这与其任直督以来对外交涉中涉及主权问题极力维护的态度是一致的。其参弹张翼虽含有与张翼争夺北洋路矿官业的意图，但应看到袁世凯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经办开平、轮电二局都具有正当合法性。也正是出于对张翼出卖矿权的疑虑，袁世凯对副约及张翼企图以此继续把持开矿的意图竭力反对。而排挤张翼、捍卫主权则必须否定副约，这使得袁世凯本来冀图通过与英方谈判，形成利于己方的结果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也将本来与张翼对立的英国人推到了张翼一边。张翼与那森达成的六条协议决定了伦敦诉讼的结果，也决定袁世凯与英方交涉的必然破裂。在此后袁世凯推行以滦收开过程中，张翼将其与袁世凯的矛盾进一步演化为政治集团间的政争，使得收回开矿的计划在清朝覆灭前实际已失败。
责任编辑 林建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