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三种知识能够和应该有助于它的最高生成目标——宰制知识有助于为了人类的目的和目标而实用地统治和改造世界的目标的生成；教养知识有助于人的位格的生成；救赎知识有助于世界的生成，并使人趋向至善和成为神性的存在。
　　宰制知识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证科学知识；认识和改造自然是宰制知识生成之源，宰制知识发端于自然，是人对自然客观规律的寻求、归纳、预测、控制。宰制知识是量化、演绎、分工化的实证专业科学

的形式，是以改变世界为目标的效能知识。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知识得到了片面的强化，“精确的劳动科学和效能科学是当今整个世界文明和一切技术和工业、国际性人际交往的支柱。”因此，宰制知识使精神生物的人为实现其任意控制世界成为可能，它生成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条件。尽管对宰制知识的认识和研究不能使人成为“有教养的人”，只能使人成为“学者”或“研究者”；然而对宰制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既为精神生物的人提供了存续的基础；也为教养知识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没有宰制知识就不可能有精神生物的人的存在，更不可能有教养知识和拯救知识的实在。
　　舍勒在批判实证主义认识论中建构了教养知识的理论基础，舍勒说：“实证的效能科学和劳动科学并不发端于与惊奇相关的为什么问题，而是发端于涉及由不同以往、新异、偏离事物‘常规’过程的意外引起的需要的为什么问题，以及今后怎样能够‘期待’、预测，实用地产生这种‘新异物’的问题，或者像人们能够产生它、‘制作’它一样，如何能够思考这种‘新异物’的问题。”也就是说，实证科学仅仅满足于可精确说明的情况下被证明是规律的“结果”和一个相对已知的过程；教养知识则生成于探讨恒常‘本质’的问题，以及由本质决定的事物的因果作用之根源问题；教养知识生成于对事物本质的追问——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排除了一切可能的欲求和实用的精神态度——只注意偶然的现实存在、实在的事物，并自觉地排除了按可能宰制的秩序选择知识对象的技术原则。因此，教养知识的对象不在此在相对地涉及生命及其可能的价值；而生成于宰制知识的对立面。经过对教养知识的教育与学习，使“有教养的人”的生成成为可能——只有教养知识照亮了灵魂的核心——个体精神位格以趋向上帝的精神位格为目标，从教养知识凝练为救赎知识之后，人才趋向于神(上帝)的存在，才能真正成为“有教养的人”。
　　救赎知识是个体的位格核心试图分有最高的存在(上帝)和事物本身的生成依据，通过位格核心实现其自身的非时间的生成目标。救赎知识从逻各斯中分化出来并生成于观念，救赎知识只能是关于万物中绝对实在的此在、本质和价值的知识；救赎知识的价值是神圣价值。通过对救赎知识的认识与研究，最终使人在精神位格生成中、在灵魂的自我救赎中生成为“有教养的人”，并使自己趋向了上帝位格的存在，赋予了自身以神性的存在。
　　在舍勒看来，三种知识对“有教养的人”的生成过程，应该遵循的基本逻辑秩序是：一切用于生物人的可能目标的宰制知识，最终应服务于教养知识；自然的改造和宰制应有助于人精神位格的生成；教养知识的观念必须从属于救赎知识的观念，并服务于救赎知识的最终目标，因为，“一切知识最终都来自神性并为了神性。”
　　
　　四、舍勒知识观的生成之源
　　
　　综上所述，舍勒为什么认为宰制知识是基础，教养知识是本质知识，救赎知识是最高、最后的存在呢?这一知识观的生成及其内容有其生成的特殊时代背景和哲学背景。
　　
　　(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现代与传统冲突是舍勒哲学的原动力
　　马克斯·舍勒生活的时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工业技术的飞跃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人与技术的矛盾冲突——人创生了技术，但人又成了技术的奴隶；资本主义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对资源的渴求，也形成了人的欲求的扩张——尤其是物质需求欲的极度膨胀；德国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绝对优越感，加上对物质资源的渴求等等原因，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战中，马克斯·舍勒作为德国驻日内瓦大使，并在其著作中肯定和支持德国掀起的战争，但战争以德国的最终失败而结束，这使神童的马克斯·舍勒不得不反思战争、技术、信仰、认识的本质，进而为其独有的知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如艾彦先生所说：“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经过高度发展，已经把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危害非常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导致了规模和影响各异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同时也在主观上导致了人类在伦理情感、价值态度、宗教信仰以及自我理解方面的危机，其最突出的表现是社会有机体的‘片断化’和由此导致的人生意义的缺失”。
　　
　　(二)不同哲学思潮的汇集、繁荣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局限是舍勒哲学的土壤
　　西方哲学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发展，到十八世纪时已经被各种哲学流派所肢解，加上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在十九世纪末，各种哲学思潮使舍勒的哲学思辨陷入了苦闷之中，但当舍勒结识了胡塞尔之后，“使他改变了思路(采纳了现象学)、拓宽了视域(进入社会思想域)”。但是，舍勒虽然从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中使其哲学思辨茅塞顿开，但他并没有延续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路，而把现象学界定为精神直观态度。通过这种态度，舍勒不仅批判E.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论，还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新康德学派、A.孔德(Auguste Comte)和F.滕尼斯(Ferdinand T nnies)、尼采、柏格森、狄尔泰、W.詹姆斯、R.G.柯林伍德、M.韦伯、W.桑巴特、E.特勒尔奇等著名思想家的观点。正如艾彦先生所说：“在我看来，舍勒之所以选用现象学的观点和方法展开其学术研究、并且因此而成为现象学社会哲学家，完全是由他这种独特的关注点决定的。”也就是说，特殊时代的繁荣的哲学思潮为舍勒创建自己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提供了广袤的思辨土壤。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