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余辉（1991— ），男，湖南湘西人，湖南师 鸦片战争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遭受的侵略不断加深。在这种“万国侵华”的复杂形势下，晚清政治集团的洋务派以“和戎”为方针，开展了一系列“和戎”外交。这项政策历来争论颇多，本文试从“和戎”外交方针的思想基础、实践、实质与评价等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和戎”外交的思想基础
洋务派认为中外实力对比悬殊，难以用武力抗敌制胜。曾国藩等人认识到，中国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对手，而是“联成一气”的数个列强，“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1]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洋务派清醒地看到了武器、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实力不如人，而且中国要应对的是整个西方，因而主“和”。
洋务派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把握上，一是认为外国不会危及自身统治，二是在太平天国等内忧时，要妥善处理外患，可以与外国联合。郭嵩焘认为“洋人之利在通商，无觊觎中国土地之心。”李鸿章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2]在内忧外患上，洋务派认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而俄、英等侵略者则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3]并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内忧远甚于外患。
二、“和戎”外交的实践
谨守约章。洋务派虽然也认识到“所定条款，吃亏过巨”，但鉴于当时中国的实力，都主张暂时接受这些条约，作为处理中外关系的准绳。曾国藩说：“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主张在中外交涉中“谨守约章”。这其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承认不平等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二是限制不平等条约中各项条款的增加，抵制条约外的“侵渔”。
以夷制夷。洋务派在接过“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同时，也接过了“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思想，并把它合二为一成“以夷制夷”。洋务派的以夷制夷有三个表现：
其一，令各国利益均沾，以达牵制之效。在解决同治十三年的“台事”问题上，李鸿章更是提出了“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居，莫若令各国均沾”的处理意见，试图通过保持列强在台湾的均势，以此达到台湾在主权名义上始终是中国所有。在朝鲜问题上，要求朝鲜国王向列强开关，以此通过列强在朝鲜的均势达到制衡日本的目的。在中国的商业方面也出让部分权力，让各国均沾。[4]
其二，与强国结盟。李鸿章最早提出的是“联日”抗夷，联合东夷日本对付西夷。李鸿章力主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是他“联日”的开始。重点则是后来的“联俄抗日”，在伊犁交涉上，洋务派有言“何如稍让于俄，借俄以慑倭”，1886年李鸿章提出“我当一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企图通过结盟，借强国之力压制他国。
其三，依靠外国调停作为遏制战争的手段。特别是在面对中日甲午战争问题上，洋务派尽力向各国通报，希望请求各国特别是英、俄出面调停，以此通过外交努力力避中日之间战争。
三、“和戎”外交的实质
洋务派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采取了“和戎”外交方针，“方今外患日迫，不可不图谋自强”、“忍小忿而图远略”，有着深刻的内涵。
着眼于和局，为自强创造条件。李鸿章明确提出“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们的和戎是为了创造有利于自强的国内外环境。在此方针指导下，洋务派开展了一系列“自强”、“求富”运动。军事上以“自强”为口号，仿效西方建立新式军事工业，创办海军，装备，编练新式陆军，经济上以“求富”、“稍分洋商之利”为目标，建立以官办和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新式民用企业，文化教育上，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语言、科技、军事，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希望用和局来开展自强活动，通过自强活动增强中国的经济、国防实力来达到抵御列强侵略的目的。
不排斥抗争，而且通过抗争达成较为有利的和局。洋务派在中外交涉中的抗争主要表现有：一、利用不平等条约限制外国侵略。不平等条约是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绳索，但条约本身又是一种双方都应遵守的准绳。洋务派提出 “彼若不守条约而侵占，我之执约而拒之”即利用已有的条约维护尚未丢失的权益。二、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郭嵩焘认为熟悉公法为“今日办理洋务机宜”之一，曾纪泽也提出中国“凡遇交涉西洋之事”应“常征诸公法以立言”。洋务派曾多次利用国际法知识维护中国的权益，如中法战争中要求各国不得接济法船，其中尤以1881年曾纪泽运用国际法虎口夺食，迫使沙俄改订条约，为国家争回部分领土主权这一事件的影响最为显著。
四、“和戎”外交的评价
第一，“和戎”外交的宗旨是谋求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徐图自强，有很大的现实性，与蓄意的卖国投降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洋务派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实力有着比较清醒、理性的认识，反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卵击石、孤注一掷，避免国家和民族陷入更深的灾难，这是基于当时中外实力对比和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因而有很强的现实性。
第二，“和戎”方针有很大的积极性。洋务派把对外和戎和师夷、变法、自强自立联系起来，主张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和戎”在此实际上是洋务派争取时间、争取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求得自强、自立的一种手段。这项政策为国内徐图缓进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因而有着积极意义。
第三，“和戎”外交方针也存在一定的消极性。洋务派的和戎外交中包含着唯武器论，奕䜣说：“若用器先逊于人，则临阵更难制胜”。李鸿章认为：“凡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把武器看作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洋务派的和戎外交中包含着“怯敌求和”思想。这种以和误国的例子不少，典型的是1874年的日本侵台事件，面对日本的侵略，李鸿章等人不是认真备战、竭力抵抗，反而说“边衅一开，以后乘危蹈暇，防不胜防”，在甲午战争中也存在突出的避战求和之举。[5]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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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洋务派的“和戎”的外交方针
来源：网络(转载) 作者：王余辉 发表于：2012-02-11 16:21 点击：次
【关健词】晚清；洋务派；“和戎”外交
在外遭列强侵略、内有农民起义的外患内忧的情况下，晚清政治集团洋务派采取了“和戎”的外交方针，展开了一系列备受争议的“和戎”外交。通过对其深入的分析，可看出，洋务派的“和戎”外交与蓄意的卖国投降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徐图改革”等层面具有积极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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