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料的发现和扩充也是新史学重视史料，尤其是看重第一手资料的结果。“近人治史，首注意于史料之来源，而尤汲汲于所谓第一手之史料。盖此类史料讹误较少，绝非经过多手，生吞活剥之粗制品可比。”[20]但传统范围的史料已不能满足新史家“汲汲于第一手之史料”的需求，他们开始着力搜寻新的史料，于是新史料得以发现和扩充。例如，王国维“重目验重直接材料”，其史料运用范围一再扩大，“从甲骨卜辞、钟鼎款识、虎符兵戈、封泥、玺印、秦砖汉瓦、石经木简、玉贝古钱、历朝权衡、碑刻铭志、人物造像，直到唐人手卷、宋元故书，甚至古椁木刻，凡当世所得见的、可说应有尽有”；[10]（P108）傅斯年相信“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21]（P4）称赞“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是“科学的本事”。[21]（P42）史语所的同志们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1]（P48）发现了甲骨文、金石、陶瓷、古建筑、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等大量新的原始史料。前述“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一类新史料的发现和扩充也与这种“汲汲于第一手之史料”的风气密切相关。“史家们所以重视笔记、小说、诗文集、铭刻、档案甚至过去被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民俗、歌谣等，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正史官书，就在于前者属于第一手材料，较少经人有意篡改，因而史实价值更高”。[19]（P51）
　　可以看出，新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新史学在古史研究、治史方法上的突破，它“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解决了后期史学的途径”；[4]（引论P3）而另一方面，新史学不同于以往的治史思想、理念又是新史料免于湮没，得以发现的重要条件，并且也正是由于新史家区别于旧学者的思想观念，20世纪前期新史料的历史不是一个静态的、一时的、个别的被发现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大量的扩充的过程，“从正统到异端；从中心向四裔；从域内向国外；从纸上到地下；从文字到实物”。[19]（P52）20世纪前期的史学在二者的这种互动中，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注释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J].《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
　　[2]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翦伯赞.史料与史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6]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M].长沙: 岳麓书社，1985.
　　[8]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3.
　　[11]余英时.史学与传统[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七十四年.
　　[12]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外一种）（下）[M].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14]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五）[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5]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三）[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8]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9]王学典. 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20]徐炳昶.清贤碑传集叙.转引自陈峰.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J].文史哲，2008，3.
　　[21]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李铭宇（1986.7—），男，汉族，陕西绥德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