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史料和新史学
　　20世纪前期是一个新史料的大发现时期，“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1]陈寅恪说：“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2]（P96）本文据此将新史料分为“原藏于他处”的史料和“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的史料两种。
　　“原藏于他处”一类史料本不为人知，后被偶然发现。这类史料在20世纪前期层出不穷，金毓黻总结了“最有价值者”六者：“一曰殷墟之甲骨文字，二曰敦煌及西域各地之汉、晋简牍，三曰敦煌石室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四曰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五曰古代汉族以外之各族文字，六曰各地之吉金文字。” [3]（P382,383）当然这类史料不止此六者，还有如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提到的铜器群、史前遗址、太平天国史料等等。[4]（P47-78）
　　还有一种“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的新史料。这类新史料原先大都为人们所知晓，但直到20世纪前期才被当作史料加以重视，其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史部以外诸书、民俗、日常实物等等。如翦伯赞认为：“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我认为集部之书，当作史料看，它们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 [5]（P64）不止“集部之书”，“进入民国后，‘六经皆史’的观念更进一步发展到把过去的文字记录全部看成历史材料”。[6]（P90）梁启超举的例子非常有趣：“吾乡一古屋，明中叶吾祖初迁时所建，累蠔壳为墙，墙厚二尺余，结构致密，刀胜砖瓷。至今族之宗嫡居焉。即此亦可见十五、十六世纪时南部濒海乡村之建筑与其聚族袭产之规则，此宁非一绝好史料耶？” [7]（P149）顾颉刚的史料观则更为独特：“他的知识的来源，有诸福宝与老虎外婆；有无论哪一事，哪一地的歌谣；有无论哪一腔调，哪一班子的戏剧；有章太炎先生与康长素先生；有《六经》与《新学伪经考》；有适之先生与玄同先生；有《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一章与《论经部的辨伪》的一封长信；有圭璋璧瑗与石刀石环；有碧霞元君庙的茶、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帚、茶瓢、膏药，与五虎棍、自行车、杠子、秧歌、音乐、舞狮、戏剧、修路、补碗、缝绽等等等等”。 [8]（P346）这样的史料在旧史学里是不被留意的。
　　20世纪前期的史坛流派众多，彼此思想并不一致。不过，如果将20世纪前期史学当作一个整体看，其与旧史学相比，“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9]（P514）20世纪前期史学不仅在整体上与旧史学区别了开来，而且其内部虽复杂多元，但各家各派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征，如他们“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莫不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等等。[10]（自序P2）据此，本文使用广义上的新史学，即泛指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尤其是先后占据史坛主流地位的各家各派。
　　二 、新史料与新史学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新史料促成了许多具体研究成果，催生了新的治史方法，使新史学取得了重大收获。关于这些成果和方法，学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在此不再详说。可以说，是新史料成就了新史学的各家各派。“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11]（P2）新史料对“史料学派”的影响自不用说。从王国维到“二陈”，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无一不是提倡使用新史料并努力践行的大家。“史观学派”对新史料亦钟情有加，比如吕振羽将殷墟遗物视作“殷代铁一般的史料”，[12]（P369）翦伯赞《中国史纲》的序文则“竟像是为考古学做广告”。[10]（P425）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到《中国史纲》等，无一不是采用了甲骨文、金文、石陶器、石刻画像、墓葬等新史料。“中国丰富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一系列新发现的史料，确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13]（P136）
　　另一方面，新史学的治史思想和理念是新史料发现和扩充的重要条件。首先，新史家能够突破封建思想藩篱，超越传统学术狭隘视野，促进了新史料的发现。拿甲骨文来说。顾颉刚说：“现在发见了殷墟甲骨、新郑铜器，所以轰动全世界的视听者，正因今人的历史观念突过前人的缘故。若在那时，单说‘好东西、好材料’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拍上一个偶像才能收号召的力量。例如殷墟甲骨，不要说时代待考，须要说这是武丁举了傅说之后，祭祀上帝祖宗，傅说亲手刻上去的。” [14]（自序P6、7） “从前人讲古史，只取经书而不取遗物，就是遗物明明可以补史而亦不睬，因为经里有圣人之道而遗物里没有。” [15]（自序P7）可见，没有新史家 “历史观念”的进步，甲骨文可能都难以成为史料。
　　再以明清内阁档案为例。档案发现后，连张之洞这样的博学鸿儒，“对此等史料之价值并不能了解”；而像李盛铎、傅增湘这些颇具影响的传统学者，也只是想从中寻找宋版书，“对于档案，尤其是残破的档案，还不能敏感到其学术价值”。新史家的反应则截然不同。傅斯年说：“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陈寅恪则直接道出了新旧学者眼光的不同：“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无用之物也。”[16]（P354-358）后来，史语所在陈寅恪的领导下很快购买了这批档案。可以想见，没有新史家们的慧眼，明清内阁档案就只能被送进纸厂了。
　　新史料的发现和扩充又是新史家提倡“民史”，反对“君史”的结果。梁启超批判从前的史书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7]（P242）认为真正的史著所述应是包罗“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的 “全社会之业影”；[7]（P108、105）胡适将“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民间流传的小说”和“《诗》三百篇”与“高文典册”放在“同等的位置”，[17]（P11）提倡一种“平民的眼光”，并且在他的影响下，诸多新史家“在重估传统、重新定义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时，其重点由过去的精英文化变成历代平民百姓日用习闻的东西”；[13]（P46）顾颉刚批评过去的“经史百家”只是“圣贤们的故事和礼法”，不容得“一班小民露脸”，高呼“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18]（P149、150）马克思主义学派也不例外。“就20世纪范围而言，关注民众史也是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逐步摆脱19世纪政治史、精英史模式支配之后，社会中的普通人物集团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现出来，一种‘底层的历史’或‘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从西方史家笔下产生……中国唯物史观派与西方现代史学的这一趋向是相呼应的，它使中国史学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转换得以实现……”[19]（P74）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和风气下，翦伯赞把集部之书视为代表“各时代的人民呼声”的“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梁启超将“吾乡一古屋”、“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帐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帐簿”当作“其为环宝，宁复无量”的史料； [7]（P158）“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等等也被顾颉刚纳入了史料的范围，“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一类新史料才得以发现和扩充。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