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儒家文官体系对宦官专权的态度是暧昧的和矛盾的。
　　一方面，儒家文官体系反对个别宦官专权却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宦官制度的存在。《旧唐书》云：“自书契以来，不无宦寺，况垂之天象，备见职官。”[32]“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载于诗礼，所以谨闺闼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无也。”[33]在儒学看来，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中国，宦官一直存在。在儒家经典《周礼》 《仪礼》 《礼记》中，也有宦官名号地位及职责的详细且明确的规定。因此，对儒生来说，宦官制度不是不要，而是应按部门编制和职级人数予以确认。这就是新旧《唐书》“宦官传”开头那段话的言外之意。在他们看来，从部门言，宦官应有内侍省和五局（掖廷、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从编制言，内侍省应有内侍、内常侍、内谒者、内给事、谒者、典引、寺伯、寺人等七十二人，五局应有宦官数百名。从职级言，宦官应有品级但不应立三品以上。如果能这样做，儒生认为，宦官制度就不仅应该存在而且还是一种美政[34]。由于在根本上承认宦官存在之合理性，所以儒家文官体系并不拒绝与之交往，也不拒绝在必要时加以利用。为什么晚唐牛李两党在出将入相时都乐于与宦官打交道并走其门路，原因就在这里；为什么懿宗朝宰相杜悰（794-873，杜佑之孙，杜牧之堂兄）能与两枢密使达成共识并提出内外之臣共参国政的建议[35]，原因也在这里。
　　另一方面，儒家文官体系又敌视宦官，恨不得尽皆杀绝。儒家士人对宦官有浓烈而持久的敌意。表征有二：一是从生理上羞辱之。二是从职位上排斥之。晚唐把敌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太和二年（828）刘蕡（？-838）应贤良方正科的对策[36]。这种敌视由于冲突加剧而越来越累积，更由于欲诿过宦官来洗清自身无能的动机，竟发展到除之而后快的境地。昭宗天复三年（901）正月，以崔胤（853-904）为首的儒家文官体系借助李茂贞、朱温之手彻底清除了宦官[37]。其顺序是先斩四贵（中尉韩全诲、张彦弘和枢密使袁易简、周敬容），次斩内诸司使16人，然后尽斩第五可范等黄衣使者数百人[38]。还杀了“随驾凤翔宦官200余人”“宫人宋柔等11人”[39]。崔胤等杀红了眼，顺手把异己者也一起除掉。（1）他先使皇帝下诏，诛杀了“驾前宰相卢光启等一百余人”[40]。（2）又让京兆尹郑元规在京兆府大开杀戒，处决了“两街僧道与宦官相善者20余人”[41]。霎时一片腥风血雨！长安屠杀之场景被有的典籍描述为“血流涂地”[42]；而恐怖效果则是“冤号之声，彻于内外”[43]。有的典籍数字更大，或云“尽诛800余人”[44]，或云“710人”[45]。
　有人说“宦寺特盛，亡唐之原”[46]，笔者认为不对。这是沿袭儒家文官体系的说法。事实上，杀绝宦官并未挽回晚唐颓势，相反使之迅速灭亡。仅三年，朱温就建了梁。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1）宦官与儒家文官体系是唐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体制的四肢。一旦前者被杀绝，其左臂左腿已然断折。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右臂右腿是无法行动甚至是无法站立的。（2）随之而来的，是儒生的互相杀戮。朱温采纳柳璨、李振建议摧毁了整个儒家文官体系[47]。柳璨、李振皆为儒生，区别仅在于，前者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宰相，而后者连番不第被辟为判官[48]。宦官消失了，儒家文官体系也消失了，唐亦灭亡，剩下的只有军事独裁者朱温。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六
　　
　　若从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看，也许更能说明双方敌视之深层原因。
　　从社会学看，儒家文官与宦官一样，都依赖于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生存。由此，控制并利用皇权为己服务，是他们的共同点。谁能控制或利用得多一点谁的受益就大一些，反之就会受损。范文澜说儒家文官体系是士族的代表而“宦官是工商杂类在政治上的代表”[49]，虽有阶级论嫌疑，但将双方均视作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的既得利益者却是对的。为了操控政权的实际占有者和唯一代表（皇帝）并分得一杯羹，双方争相把自己打扮成皇帝最忠实的奴仆和最真诚的支持者，而把对方说成是心怀叵测的异己者。受益或受损虽以经济利益（金钱货物）衡量，但能否取得经济利益却与政治权力相关。在宗法制和皇权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就是官职，而经济利益就是由官职带来的金钱货物等红利。应该说，这是他们之间斗得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文化人类学看，儒生敌视宦官还有更深层隐衷。宦官作为远古祭师（阉割者）后继者的身份，常使儒家文官体系在潜意识中有一种由竞争带来的危机。文化人类学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种族最早沟通天（神）人关系并代表前者行使人间统治权且赋予统治权合法性的人，都是祭师及后来的巫觋。要在人间宣谕天（神）的旨意，祭师必先使自己半人半神化，这就是阉割。阉割使祭师在生理上无性化并成为双性合一的有神性的人，也使阉割行为变成了一种崇高的道德献祭。有人说：“献身于宗教事业的神职人员用阉割方式象征自己超脱于男女性别之上，达到双性合一的神圣境界。”[50]又说：“男性性器因其显而易察的生殖力而被看作是人体中最神圣的部位，因此也值得奉献给神明。”[51]阉割造成了半人半神身份，再由半人半神身份代表神意而取得了对王位授予权和人间教育权的主宰，是祭师拥有王权确认者（意识形态阐释权）、历史记载者[52]和社会施教者等多种职责与多重功能的最基础原因。
　　随着文明进展和科学萌芽，神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由祭师等神职人员所把持的上述权力也逐渐被让渡给了巫觋与俗世文职人员。根据叶舒宪对中国宦寺概念三义与阿拉伯宦者三等级的比较研究可知，后者由“主”（Lord）到“师”（Master）再到“侍”（Servant）的每况愈下过程，与前者由“持”到“廷、正、官”再到“侍”的过程是一致的[53]。又据日本学者山田村泰助（Mitamura Taisuke，1909-1988）《中国宦官：一种近侍政治的结构》对甲骨文表示阉割的字所做的研究可知，中国宦官作为天子近“侍”的时间是在殷商武丁时期（约前1250-前1192）[54]。如果这一研究结果是对的，就说明至迟在武丁时代，中国阉割者的地位已下降为天子近侍亦即所谓的宦者（贴身服务员、通信员和卫生员等），而无须阉割的巫觋开始成为了具有意识形态阐释权的王权确认者、历史记载者和社会施教者。经过西周数百年发展再经过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等经历，以宗法制为宣讲对象和崇拜对象的儒生逐步壮大并战胜巫觋。到西汉，由董仲舒发难并由汉武帝首肯，儒家文官体系最终接替了巫觋。儒生以歌颂武王“革命”的方式和神学“谶纬”的方式，亦能使皇权（“天子”）披上一层神的面纱。由此，他们垄断了俗世的意识形态阐释权、历史记载权和施教权，也使自身成为皇权须臾不可离弃的一种组织系统和行政系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