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及文化等因素联系在一起，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之中的中外德育，在目标、内容、途径、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德育内涵、功能及定位是德育的基本理论基础，对此所作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外德育在其他方面的差异作出更明晰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明确我国德育的基本目标和立场。
　　一、中西方德育的内涵比较
　　“道德”一词本身丰富的内涵使得德育的内涵一直难以简单界定，而它与政治、法律、宗教、个体心理等方面的紧密联系又进一步扩大了其内涵的范围。因此，讨论德育的内涵可以从多个角度入手，本文主要从其基本组成部分和内容两个方面谈起。中西方古代德育主要是范围广泛的“习俗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近现代西方的道德教育则从笼统的社会意识教育中独立出来，但又渗透着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的成分。西方的德育理论研究中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等严格区分，但在实际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却又将它们不着痕迹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渗透贯通。我国虽然在德育史上曾出现“政治泛化”的现象，但总体说来，实行的是将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等融为一体的“大德育”。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的“大德育”在传统意义上侧重的是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而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从形式到理论的研究都是较少的。西方德育较之我国的德育更注重法制教育、宗教教育，但是它们却能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相互补充，使得德育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为活泼，效果也可能会更好。西方德育中的社区文化、心理咨询、宗教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为各国德育工作者所肯定，它们实质体现的是西方的“大德育”传统，当然这主要也是得益于其浓厚的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基础以及它们在教育学中的运用。［1］
　　西方德育在方式上经历了一个从强化灌输到价值中立再到回归传统并与现代方法相结合的道德认知的过程，体现在德育内容上就是：西方传统德育内容也是一些较为固定的道德规范、准则和单一的价值观。近代的西方德育随着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反对传统的规范、规则的强化灌输，而以似是而非的德育内容激发和发展个体的自我道德判断能力。这种德育模式最终导致了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一系列道德问题的出现，于是现代西方德育又一次向传统德育内容回归，但在实践方法上仍然反对传统的教条灌输方式，提倡对个体认知、判断思维能力的培养。我国德育内容上一直延续传统德育“德性”教育方面的主要内容，到了近代又有了浓郁的政治教育的内容，这与我们党在近现代历史上创造的重大贡献和其优良作风使社会成员对其产生的信任感有关。西方将德育作为一种培养个体观察和理解社会状况的能力，以及有意识地训练其自我控制能力的过程，因此，其内容也是集中于最基本的个人和公民责任感的培养。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展现个体的一切社会关系，使个体理性地认识并能恰当地维护这些关系。［２］这些都是西方理性主义精神在道德教育中的体现，也渗透着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因此，西方通常并不设立单独的德育课程，而是通过整个课程来发现美德的实际意义，通过环境、隐性课程、宗教活动等发现有关道德教育的丰富内容。这也使得西方德育成为最终导致价值观多元化的因素之一，而其一般层次的德育内容也可能会导致个体价值观的虚无主义。现代的道德教育，已逐渐地从抽象化、空洞化、圣人化的教育模式中走出来，开始注重面向现实生活，贴近现实生活，以满足和适应“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为要求。［３］
　　尽管中西方在对德育内涵的理解上存在许多差异，但大致上都将道德教育作为德育范畴的基本内涵，把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视为德育的组成部分或是有关联的部分，只是各国依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和时代特征而有所侧重，导致其实施途径的差异。现阶段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强调对年轻一代的政治、法制以及宗教式世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并试图通过各种改革加强它们之间的联系。［４］
　　二、中西方德育功能及定位的不同
　　中西方在对于德育功能概念的界定上存在众多不同见解，但我们基本上可以从其社会性功能和个体性功能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因为这是一切德育功能问题所涉及的最基本的维度。对比中外的德育发展史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到近代德育侧重于德育的社会性功能，强调德育在促进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功能，涉及个体性发展的方面，主要也是改造人性、引导人性向善进而到维护社会统治稳定这一政治目的。我国现代德育理论则已经逐步认识到德育在个人发展中的功能不仅只在改造、引导、完善人性的这一层面，最终还要促进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德育的个体性功能是促进这种本体价值的实现，达到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国外德育在功能方面从古代至近现代一以贯之的是同时注重德育社会性和个体性两方面功能，在强调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功能时，也注重其促进人性发展完善方面的功能。但是西方德育的个体性功能强调的是其促进个体品德发展的功能，所依托的是道德的工具功能，最终是为其社会性功能服务，脱离不了其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源，脱离不了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根本目标。我国的德育研究者认为，只有当德育在个人关系领域内充分发挥它的功能，德育才不是把人作为工具来培养，而是作为目的来培养，德育才赋予它原应有的本质的意义。［５］功能反映的是一种价值关系，它决定于人们或社会对德育的需求状况。德育功能本质上具有客观性，但它总是会与我们主观期望和价值设定联系在一起，即与德育的目标相联系，中外各国对德育功能的不同阐释体现了各国德育目标的差异，最根本体现的是体制、文化、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中西方对德育功能的不同理解，会直接导致其对德育在社会生活中定位的不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和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多将德育作为唯一的教育。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曾一度将教育的重点转向了科学技术，直接导致后来的一系列社会德育问题。近现代时期各国大都认识和肯定了德育并将其作为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和教育的基本内容。社会发展变化中我们强化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功能，将其作为德育功能的基点。西方国家通常注重发挥德育的社会适应性功能，根据社会现实发展，培养个体的自主意识、道德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以及社会适应能力，以便能更好地面对多元多变的世界和社会形势。［６］我国传统德育在社会功能上侧重其规范、规则方面的限制性功能和目标较高的、具有政治性的发展性功能，只强调这两方面会造成个体在多元社会中价值选择和行动上的困惑和矛盾，不利于其个体性功能的发展。(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