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控制机制能否产生效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将社会规范内化到人们的价值观之中。人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从社会中学习各种知识和规范,并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内化的机制就是通过各种社会手段,包括学校教育、初级群体的示范、新闻媒体的引导等将社会行为规范融入人们的价值观之中,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人们的社会化过程与群体和社会的期望有偏差。不完全的社会化使人们的价值观有缺陷,这就会造成人们面对相应的失范行为时缺乏自我调控能力。
　　通过内在控制机制控制体育社会问题的重点就是严密控制相关人员的社会化过程,使他们能完全地将各种相关的行为规范内化,从而达到内在控制体育社会问题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要重视学校教育发挥的作用,将他们首先培养成一群具有完全人格的人,形成正确的是非价值判断能力。对于兴奋剂问题,就要在学习过程中向他们传输这样的理念:成功固然是我们努力争取的目标,但是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通过不公平的手段获得的成功是可耻的、违反道德的。运动员一旦具备了这种价值观,他们就会对使用兴奋剂来提高成绩的行为感到反感,有违自己的“良心”,从而抵制使用兴奋剂。发生在运动员身上的各种场内场外的失范行为都是其人格没有发展完全的表现,这与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运动员在性格上更加外向、好动,往往从小就被认为是“坏学生”,他们的教师也往往会放弃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从小在人格发展上就存在缺陷。如果在这些运动员的人格成长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教育引导,树立他们健康的人格,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自我控制能力,那么关于他们的各种失范行为也必然减少甚至消失。
　　在社会化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学习。在人的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社会环境影响往往更为关键,他们通过观察周围人群的行为和言语以及与这些人群之间的互动来建构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事实证明各种价值观中的缺陷往往产生于这种学习过程中。如前所述,很多运动队中都有亚文化,他们宣扬攻击、贬低女性、排斥不同种族的人(比如篮球项目排斥白人、冰球项目排斥黑人、管理层排斥黑人),在这种环境下就很容易产生暴力、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问题。同时初级群体的影响也很重要,父母、亲密朋友的行为都会对正在成长中的运动员产生影响;所以改造运动队亚文化的不良因素是必需的,使运动队成为一个传播正确行为规范的场所,同时成为一个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互动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在互动交流中树立性别平等、种族平等的信念。
　　3 体育社会问题的外在控制
　　通过外在强制措施解决体育社会问题是指通过各种外在于行为主体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强制力量迫使行为主体放弃各种失范行为。根据强制力量的来源分为正式和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其强制力量来源于国家政权,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由政府的正式机构实施。非正式控制的强制力量来源于社会群体,通过劝诱、批评等日常互动方式对越轨者产生社会压力,从而迫使其放弃越轨行为。与行为者关系密切或者与其有直接互动的人是主要的实施者。
　　具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是正式外在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只有首先做到有法可依才能达到违法必究。从反兴奋剂的历史中可以发现有着很长的一段时间由于没有规定不能使用兴奋剂,造成有违公平竞赛原则的使用兴奋剂行为泛滥。即使在明确反对使用兴奋剂之后,还是出现由于没有对某些兴奋剂列入禁药范围而无法对使用这些兴奋剂的人进行处罚的情况。在我国的裁判黑哨问题上也出现了法律缺失的情况。在“龚建平事件”中,由于我国没有专门针对裁判黑哨行为的法律规定,造成在对其定罪时出现较大争议,所以运用正式外在控制机制的首要任务就是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制定完整明确的规定。
　　有法可依之后就必须要做到有法必依和执法必严。对于任何违法规定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决不姑息养奸。这是正式外在控制机制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但这也往往是各个相关部门最难以做到的一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相关部门的各种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执法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由于执法成本的制约,很多部门只能采用各种变通行为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一点在反兴奋剂行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兴奋剂检测需要大量的资金,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并不足以使其可以对每一位运动员进行全面检测,而只能使用抽查的方式,这就助长了某些运动员的侥幸心理。同时在球迷骚乱中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来控制人数众多的球迷,不可能做到对每一个球迷的行为进行完全的监控,这就使某些球迷认为可以乘着混乱的局势做些违法的事情而不会被发现,从而造成更大的混乱。其他机构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比如:裁判黑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而要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有2个思路:一是增加相关部门可以使用的资源;二是降低执法的成本。相对应的在解决正式外在控制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制约问题,有2个解决途径:一是增加各个部门的经费和人力预算,二是降低发现失范行为的成本。
　　对于反兴奋剂问题,首先是要增加各级反兴奋剂机构的资金支持和相关技术人员,保证他们可以对更多的运动员进行更多次的兴奋剂检测。同时不断提高兴奋剂检测的科学技术水平,降低每次兴奋剂检测所需的费用,从而使同样的经费可以进行更多次的检测。对于球迷骚乱问题,首先要在比赛场地内和周边地区增加大量的警力和治安人员,以便突发事件发生时可以有足够的人力去解决。另一方面要使用各种措施避免大量球迷聚集在一起,从而降低球迷发生骚乱的概率。最常见的措施就是各个看台之间互相隔离;支持不同球队的球迷之间互相隔离;在每一个看台都布置保安人员;设立多个出口,快速将大量的球迷疏散到不同区域。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将球迷分隔成许多相对独立、人数有限的群体,从而可以控制骚乱发生的概率和范围。
　　非正式控制机制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执行成本的低廉,这也正是在目前存在大量的正式控制的同时还要强调非正式控制的原因所在。由于非正式控制利用的是人们之间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不需要专门的经费去发现各种越轨行为。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很多行为都会暴露在其他人的面前,即使是个人私密的行为,身边的亲朋好友也有可能从他们的神情、活动中得到线索,所以初级群体在发现个人的失范行为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特别是在我国,人们更加重视与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之间的感情和互动,所以个人在这些群体中更加透明,其失范行为更加容易被发现;但是,非正式控制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对失范行为的制裁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并不是每一个被发现的失范行为都会受到同样的反应措施,一切会随着事件、地点、环境和人而改变。同样对于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有的教练员会立即予以制止,而有的教练员则可能会默认其行为。这是由非正式控制的作用机制所决定的。非正式控制的结果取决于失范者与发现者之间的互动,发现者既可以制止也可以放纵甚至成为帮凶,而失范者也可以继续进行失范行为或者为了挽回与发现者之间的感情而放弃失范行为。失范者和发现者会采取哪种行动是不确定的,这与他们个人的人格、相互之间的感情等多种因素相关。在我国,大多数的发现者会采用包庇、放纵,甚至暗中帮助等方式。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亲亲相隐”的传统。“亲亲相隐”是指法律允许亲属间相互隐罪而不追究或减轻其刑事责任的规定。这项规定源自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发展到现代社会,虽然我国的现行《刑法》中有关于“包庇罪”的条款,但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文化传统并没有消失。现实中可以发现大量的父母、亲友在发现亲人做出失范行为时为了保护他们而包庇他们的行为。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要解决兴奋剂、运动员行为失范、裁判黑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等问题是不能完全依靠非正式控制机制的,但这并不表示非正式控制机制没有作用,它可以起到对正式控制的辅助作用,实际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它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