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佛教等外来宗教在传播过程中的本土化策略
　　(一)借助于皇权
　　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玄奘西行回到长安,太宗下敕迎劳。玄奘认为弘扬佛法要借助帝王之力,多次上书请求唐太宗为其翻译的经书作序。这篇序就是《大唐三藏圣教序》,借助帝王之力,大力弘扬佛法。天宝十三年(745),六十六岁的鉴真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最终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受到了日本朝野的盛大欢迎。圣武天皇委任其为大僧纲,掌握传律的大权,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祖师。这便是借助最高皇权进行传播的成功之处。
(二)借助上层人士传播
　　耶稣会通过走上层路线,采取了“文化适应”和“科学传教”的迂回方法,形成以儒释耶和以耶附儒、以学术传教为主要手段,把西方的科学技术、伦理和宗教思想用合法手段介绍给中国。如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84年来到中国,他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利用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和天主教之间的相同之处,进行文化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间接的传播天主教。此外,他还成功地觐见当时明万历皇帝,并且在士大夫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也开创了日后200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即一方面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 。
　　(三)通过下层民众之间的传播
　　跨文化的另一种传播方式就是在下层民众中进行传播。外国传教士通过行医、办报、搞教育等方式传播宗教。早期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创造性地实践多种使中国人容易接受福音的宣教策略,方济会对社会底层的民众及其农村地区传教。
　　三、对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思考
　　佛教等外来宗教得以在中国传播并最终完成本土化, 除了有其自身生存适应能力和合理性外, 中华本土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兼容并蓄的这一独特的文化土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外来文化本土化
　　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 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 作为一种文化,它既可以向外传播, 又可以向内吸收,并且往往呈现出对外来文化吸收与排拒共存的复杂现象。秦汉以来, 外来宗教文化逐步开始进入中国, 其间经历了一个排拒、比较、认识、吸纳、丰富、发展和本土化的复杂过程。正是所谓“传播使文化跨越时间、空间,冲垮各样的社会篱笆,打破了不同程度的封闭的社会文化体系,不仅影响着文化的形成,而且影响着文化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文化的融合、增值和变迁”。回首这个漫长的传播过程, 我们可以说中华本土文化同化了外来文化, 也可以说外来文化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坚持不同文化的和合共处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但也存在固有的局限和不足。不同的文化在交往中既有排拒也应宽容, 既要比较也应扬弃, 由此使自己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促进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融合交流、宽容互补、共同发展。人类的生活始终避免不了跨文化传播活动,它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它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正是经由跨文化传播,维系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也因此而促进了整个人类社会的交往融合、彼此借鉴、相互理解,从而成为人类和谐共处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先锋和纽带。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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