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各种交流活动。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等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 [1]的重要性。近代以来,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种跨文化传播活动更是空前。跨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推动了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没有跨越文化的传播,就没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进化和文明。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指出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又仿效拜占庭帝国”。[2]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今天,正是跨文化传播把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群“连结”在一起,促进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变迁。
　　可以说,“文化天生就有传播的冲动”, [3]而宗教传播便是跨文化传播或者说这种所谓“天生就有传播冲动”的一种极为重要和具有深刻影响的传播表现形式。
　　一、佛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我国有道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五大主要宗教。道教和儒教是我国本土教种,而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是外来宗教。这些外来的宗教在其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便自然地遭遇了本土宗教和文化,而经过彼此互相间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最终逐渐本土化。
　　(一)佛教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我们知道,佛教在东汉时期便从印度开始传入我国。当时佛教和道教、儒教相互吸收,正所谓“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即佛陀)之仁祠”[4]。而到了东汉末期已有牟子著《理惑论》,从佛教立场,论佛儒一致,首倡佛道合一,当是南朝刘宋张融,他与周禺页讨论佛道问题时说:“道佛无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感而遂通,达迹成异”。甚至认为“百圣同投,本末无二”万教同源,犹如“道同器殊” [5]。魏晋时期,玄学派的文人雅士都以通佛为荣,在佛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著名的“竹林七贤”即无不通晓佛学,同时用老庄思想揉合儒家经义,注解《老子》《庄子》《周易》即所谓“三玄”之学,是当时玄学派的代表,而实际上也就是儒道佛三教会通融合、佛教隐晦融入本土文化之中的结果。
　　而到了隋的统一,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乱和分裂,进入中原的各民族,已基本与汉族融合为一。一种以儒家为主体,辅之以佛、道的思想文化格局,大体已经稳定下来。开皇九年(589),术士李士谦将三教优劣进行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 [7]。佛道都积极地吸收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自己的教义和戒条。佛教凭借着自己多种精韧的哲学体系,在理论领域遥遥领先,几乎兼容涵纳了所有思想领域,也深刻地渗透并影响着本土的儒家文化。佛教的多种崇拜,又使它向民间空前普及,大大地限制了其它外来宗教的活动领域。可以说,佛教融会儒家和道教学说,加速了不断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与其相应的一整套文化艺术形式一起,影响民俗,熏陶民族性格,随之对我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是外来宗教发展的最繁荣时期,以国家的统一和空前富强为社会背景,推行怀柔的民族宗教政策。加之疆域的扩大,强化了与四周邻国的往来,密切了同域外诸民族的关系,为丰富和发展中华帝国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内外环境。在历法、医术、药学、种植,以及音乐、舞蹈、雕塑、建筑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中,都明显地含有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除佛教外,其它一些世界性或区域性宗教,也在这个时期相继传入,或是得以进一步传播。如基督教的一支——聂思脱里教(即当时所称的景教),经波斯于贞观九年(635年)传入长安;伊斯兰教则在7世纪中叶从大食传到我国沿海口岸。波斯的火袄教(琐罗亚斯德教)早在北魏时就已传入,至唐而大盛。波斯的摩尼教,在唐延载元年(694年)传入,不久就遍及黄河、长江两流域的许多地区。当时景教和波斯的摩尼教从新疆到内地,从都城长安到广大民间,成为佛、道之外的两大宗教势力。
　　事实上,佛教自传入我国而开始发展融合的漫长本土化过程中,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冲突,如历史上著名的所谓佛教的四次“法难”,即北魏世祖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当然,考察历史上这几次所谓的“灭佛”运动,有其当时非常复杂的文化、社会、政治等诸多原因,这正体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交流进而调试并最终达成新的相应的融合这样一种文化传播的实质。
　　(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伊斯兰教在7世纪中叶从大食传到中国沿海地区,元朝中期伊斯兰教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也同样注重与中国文化融合, 提出“教有二教, 理无二理”, 认为伊斯兰教与儒教道统同源, 教理相通, 而且兼顾 “始、中、卒”三者, 使伊斯兰教与儒家互为补充。伊斯兰教与宋明理学联系紧密, 强调圣人之教是“东西同, 今古一”, 并结合太极学说阐释宇宙的产生和发展。此外, 伊斯兰教还把“道”解释为信仰“伊马尼”, 注意吸收一些道家思想。因此,直到今天,伊斯兰教在我国仍得到相应的健康发展,为我国多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团结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一支聂思脱里教(景教),经波斯于贞观九年(635年)开始传入中国。到明朝时采取了徐图缓进的本土化策略, 在初期不急于传教, 而是与上层人物交往,然后介绍其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学科知识, 其中便有众所熟知的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圜容较义》等大量科学书籍。这样使得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士大夫等上层人士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了解天主教,并逐渐对西方传教士表示出了接纳和友好。利玛窦也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以传播西学来提高天主教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向中国本土传播的过程中,传教士们非常注意策略方法,基督教在语言服饰上注意与中国“一体化”, 努力用本土的儒家经典来解释其自身教义。虽然后来基督教的传入以鸦片战争为背景,在1840年前后,外国传教士逐渐成为了外国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帮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在中国近代史上引发了无数的教案,但教义的本土化趋势毕竟是传教者卓有成效的一种努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