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所讲的中国人的“关系”却与西方个体心理学中的人际关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人的“关系”更多地是发生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基础之上,如家人关系、家族关系、氏族关系、亲人关系、亲戚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邻里关系、老乡关系等,无一不是地缘和血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却不是完全以个体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中国的人际“关系”的渊源来看,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小农社会,历史上历代政府都重农抑商,再加上中国的户籍制度,这就阻止了人口的流动。因此,“关系”的发生必然就会只限于地缘和血缘之间,这种“关系”的发生是个体无法回避的。再从中国人“关系”起源的基来看,在中国,“关系”起源于儒家思想。根据儒家思想,作为个体的人具有关系性和社会性。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性取决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的正常运转。儒学开创者孔子认为:社会的种种关系大致可分为五种——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这是一种高度礼仪化的社会关系体系。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所谓“三纲”就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因此,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人“办酒请客”所要请的对象必然就是与自己有着一定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人。如邻里、老乡、亲戚、家族内部的人、朋友、同学、战友、同事,与自己有着间接关系或是直接利害关系的等等人。中国人在红白喜事乔迁建房“办酒请客”时,被邀请前来道喜或悼念的客人都是有血缘地缘联系的、主人看得起,在自己的心理有一定心理地位(翟学伟)认为重要的人物,这是主人看得起的人。如果被邀请到的客人要是来参加了酒席,主人就认为是客人赏脸、给主人面子,客人看得起我们家,客人也认为这是主人给自己面子,看得起自己,进而双方加深感情,加强联系,进一步巩固关系;在中国人的心中有一种一致的认识,就是被邀请到的客人是无论如何都要光临主人府上的,但如被邀请到的客人没有前来出席酒宴席,主人就会认为他没有给自己面子,看不起咱们家,当下次他家有什么事的时候,自己也不会前去参加。这样下来双方的感情就会淡化下来,联系减少,关系不但得不到加强,反而还会减弱。在贵州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侗民族中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亲戚亲戚,就是要走走吃吃(‘吃’在当地方言中发音为‘qī’),才能成为一家人,否则联系就会少了,感情就得不到加强,关系就会淡了,当有什么大凡小事时就会没有人前面帮忙和捧场。”
　　但需要看到的是,“办酒请客”中的互惠、交换和借贷并不完全是冷冰冰的纯粹经济交换,它还包括家族关系和亲属团体规模的确定,亲戚朋友的义务,对于赠与者社会地位与声望的确认,感情连接等一系列内容,正是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共同作用,实现社会关系的建构。[2]
　　在中国人的“办酒请客”活动中,主人和客人之间构成一对基本关系。主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家族或宗族;客人可以是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亲戚或关系密切的朋友,也可以是关系还不甚紧密的人。
　　可见,中国人的“关系”运作更多是在有着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熟人社会中发生的,有时并非自愿,但出于将来考虑,也不得不给主人面子,并且与宗族、家族有密切的联系;而西方的等价交换理论却是发生在任何两个独立的个体或是组织中的物质交换,出于自愿原则,与过去和将来无关,当即了断。中国人在红白喜事“办酒请客”中,客人前来送礼贺彩或悼念,当以后客人家有红白喜事办酒请客时,主人也要根据现在客人的送礼前去还礼庆贺或悼念,并且要在原有礼金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即生利。如果不增利,办酒请客方就会认为来者不同伴其他人,别人都有增利,主办方认为此表现是不打将此关系发展下去的表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封闭系统、人口不流动,祖祖辈辈都守着一片土地过日,这样的封闭社会中有一定的稳定性,[3]这就会产生信任,如果不回报,就会被全村全族人抛弃,如果想跑,家人怎么办?田土怎么办?财产怎么办?想跑也都跑不掉。要想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下来,就有了我们所说的,“投之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如果人口流动起来,就有了“跑”的机会,就可将来不报也不会有危险,信任就会出现危机。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发展成为西方的等价的物质交换。所以人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因此,中国人的“办酒请客”与西方的等价交换也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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