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是抗大文化的核心和集中体现，也是当代高等教育治学的科学原则。
　　为了适应和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延安时期的大学多数以短训为主，目的是保证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曾有人这样描绘过：延安开学典礼不断，毕业歌声不绝。体现了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灵活多样的办学体制，也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延安时期办学治校和人才培养的一大优势。它“要求人民军队的干部，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要善于依据敌我具体情况的变化，采取与敌人斗争的各种不同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它要求切实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倡导求真务实的学风教风，独创了一套“少而精”的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实施了“教、学、做”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正如何长工副校长所言：旧的教育是将青年囚禁于书斋，闭户潜修，闭门造车，即所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造成脱离实际的文弱书呆子，隔离社会的空谈家。而我们的教育，则与之完全相反，理论与实际并重，学校与部队沟通，学习与斗争配合，教育与发动学生接近社会，参与集体活动，深入群众活动，以实践精神充实大学教育，以求得学校教育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此外，它还强调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运用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对于斗争经验丰富、理论基础薄弱的学员，以启发式、问答式为主，讲演式为辅的教学方法；对于理解能力较强却缺乏实践经验的知识青年，则以讲演式、启发式为主，问答式为辅的教学方式，形成了生动灵活、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抗大教风，成为抗大精神的综合写照，是抗大文化的核心和集中体现。它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保持了事实求是的科学作风；它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形成了严谨治学的学术规范；它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结合，是尊重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体现了追求真理而崇尚创新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是当代高等教育值得借鉴的精神境界和科学原则，也是办好人民的教育，培养好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价值追求。
　　然而，当前高等教育逐渐趋向大众化，盲目扩招带来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习性，使求真务实精神相对不足。究其原因，首先，单一化的教育体制和单向度的人才培养模式，严重阻碍了求真务实的教风学风。在分数指挥下，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考试的要求和内容进行，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学生的自己动手因此缺乏了应有的空间。其次，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浓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阻碍了教学的开拓、进取与创新，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足长了教学生吞活泼、死记硬背，唯书是从，唯分数是从的不良风气。“教师中心论”、“教材中心论”“考试核心论”顺理成章地使“讲授加灌输”成为教学的固化模式，限制了学生的思想与视野以及发散思维能力的培养。基于此，《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强调指出：高等教育要坚持能力为重，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丰富社会实践。无疑，灵活机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抗大文化，必将成为最生动的好教材。
　　（四）“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制度文化，可以丰富当今大学文化建设的深刻内涵
　　制度文化反映着学校内部各个环节、学校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大学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协调发展，并将其转化为和谐高效有序的行动保证。只有内在的自觉的制度文化，大学的治理才能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和育人目标。因此，在构建大学制度文化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表层，认真做好建章纳制工作，明确行为的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更应该强调深层制度的文化建设[5]。
　　延安时期，抗日救国成为一条精神纽带将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和华侨青年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其中不乏来自东南亚、北美的大量爱国华侨青年。仅以抗大第四期学员为例，5562名学员中有知识分子4655人，占学员总数的83％，其中还有来自东南亚、北美洲的爱国华侨64人。这些青年人都充满着革命的热情和朝气，但是由于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社会背景迥异，文化层次和品味差异很大，理想和信仰各自不同，特别是不懂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了解中国实际，都曾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的存在着革命坚韧性和斗志精神的差异性。然而，经过抗大精神的熏陶和历练，“打败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的校园文化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毛主席当年为抗大题写的校训，旨在强调在加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的同时，严格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1938年的《抗大校规》总则第一条就规定：“我们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生活纪律。”学校明文规定：教职学员不论职务多高、资历多老，都应严格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和严明的纪律。本着在政治自觉的基础上督促大家自觉履行遵守纪律的原则，十分强调每一个命令和每一项制度的严肃性，在成文之前的慎重考虑。但命令一经下达或规定一经作出，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十分强调这是“铁的原则。” [6][P357] 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别注重日常习惯的养成，强调从点滴做起，从我做起，加强学员的思想修养。当时任副校长的滕代远每天总是提前站在操场，亲自等候学员出早操，并认真检查学员的集合动作和操练情况。在他看来，加强正规化建设，不仅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养成训练，保证教育计划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锻炼和加强全校教职员工的组织纪律性，更有利于学员政治觉悟的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言：抗大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正因为如此，抗大才闻名于世，“越抗越大”。 抗大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大熔炉，它燃烧的是延安精神的火炬，锤炼的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英雄品格。正是这种品格造就了千百万坚定的革命者和无畏的战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
　　今天，许多大学重视了直观的、有形的环境建设，而相对忽略了间接的、无形的制度文化建设，失却了顺应文化发展规律的制度保障，物质文化建设将流于形式，精神文化将无处生根，势必阻碍大学精神的培育与创新。因此，现代大学应该借鉴抗大的制度管理理念，首先在法律法规层面，既要有“法”，更要施“治”；其次，在规章制度层面，既要定“规矩”，更要促“方圆”；最后，在管理制度层面，既要“管住”，更要“管好”，[7]使大学的制度文化建设成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保证。它不仅制约着大学的价值理念、大学精神、大学形象，而且还塑造着大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内化着大学生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对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现代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