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灾荒对传统工商业的影响
　　传统工商业也因遭受灾荒的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此种情况在山西省尤为突出。如在“丁戊奇荒”影响之下，该省境内最主要的手工业——冶铁业趋于停顿，潞安、平定等地“户口凋伤，工匠略尽”；道光年间拥有一千多座冶铁炉的晋城县，灾后“百业萧条，炉数顿减大半”[13](P144)；著名的丝绢织造业，也因“桑植不蕃，机匠零落”而濒于断绝。极盛时机户达“千有余家”的泽州地区，灾后只剩下一家，原来向省城提供工匠的十一个州县中，灾后就有几个州县招募无人[14](卷5)。该省原来尚称发达的商业更是一片萧条。潞安一带各行铺户幸存的“仅止数家”，而且“资产缺乏，销路无多”，大都是“售卖残货”[4](卷16)。该省的厘金收入因此也大幅度减少，收入最低的年限与1876年相比减少了54.90％，有些地区则“无从征收”，直到1883年，全省的厘金收入才达到灾前的水平[4](卷16)。
（四）灾荒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频繁严重的灾荒，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饥民与难民，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一方面，“凶年多盗”，为了活命，即便是善良的饥民也往往会被迫铤而走险，聚众抢粮。如1896年，湖北郧阳、宜昌与施南各属旱潦迭乘，颗粒无收，被灾严重，数月来，饥民“多食草根、树皮及观音土，食者辄病，饿殍枕藉，抢夺繁兴”[2](P730)；而与之同时，荆门所属之当阳县饥民已借故滋事，宜昌、川东一带亦均蠢动[3](P3947)。1906年春夏之交，两湖地区连降大雨，泛滥成灾，尤以湖南灾情最为严重。据载，当时，湖南被水地方时常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其中尤以长沙、浏阳、湘阴、平江一带最为严重。如“长沙、浏阳乡中稍有积储之家，匪徒十百成群，持械勒粜，杂投瓦砾，不敢计较”；“湘阴易姓连日被抢二次”；“平江林姓方储米减粜，抢掠一空”[15](P401、402)，等等。是年，湖北水灾亦颇为严重，被水州县饥民抢米情形不断发生[1](P722)。
　　另一方面，中国历代自然灾害带来之社会动荡，无论时间长短、地域大小，往往被一些阶级或阶层人士所利用，成为其改朝换代或其他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例如，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湖南水灾引发的社会动荡发动起义。据刘安鼐回忆，1906年，长江流域各省发生大水灾，国内局势极为动荡，孙中山与黄兴等人认为形势有利于革命的进行，乃派刘道一（刘安鼐之叔父——引者）和蔡绍南等潜返国内，运动新军与湘赣等地会党，酝酿武装起义。于是，“十二月四日，蔡绍南、龚春台与姜守旦等领导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了”[16](P125)。
　　 三、余论
　　述及中国历史，灾荒频仍。自近代以降，民众更是备受灾荒的困扰与煎熬，生活极为困苦。民安则国固，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荒政建设，并把之作为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石之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历史的不二法则。但无论生产关系多么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高是低，灾荒的发生与否均不因之而改变。历史上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灾荒肆虐，现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了，也同样面临着天灾袭击的危险。例如，我国自2007年以来就相继遭遇了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灾害、新疆阿勒泰与塔城等地风雪灾害以及玉树地震灾害等。这些自然灾害给群众生活、交通运输和农牧业生产带来巨大影响，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在当今社会文明昌盛、国力日强、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的今天，人们面对自然灾害仍显弱小，更何况在自然灾害频发且国力日衰的晚清时期。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身处乱世、衰世，仍有不少仁人志士努力救民于水火这一民生事业，张之洞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当然，这一方面得力于其封疆大吏这一实权身份，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其对百姓的深切关爱与同情。而这些关爱与同情，更是与其督任地方期间自然灾害肆虐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密切相关。由此着眼，认清张之洞辖区灾荒及其社会影响是解析张之洞备荒赈灾举措的必要基础。
　　
　　注释：
　　①即卢世菊《张之洞赈荒述评》（《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徐凯希《张之洞与晚清江汉水政》（《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徐凯希《张之洞署理湖北时的水利与水政》（《文史精华》1999年第12期）；林家有《张之洞与广东治水》（《张之洞与武汉早期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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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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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Zeng-qia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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