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1889年夏秋间，湖北大雨连绵，江河并涨，水灾极重，灾区甚广。据12月27日上谕，是年湖北被淹地方包括汉川、武昌、咸宁、嘉鱼、汉阳、黄陂、孝感、钙阳、黄冈、蕲水、黄梅、广济、钟祥、京山、潜江、天门、云梦、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江夏二十六州县，以及崇通等屯和武昌等卫[1](P525)。据张之洞与奎斌联衔会奏称，本年水灾“为十余年来未有之灾。省城对岸之汉阳府汉口镇等处，灾黎扶老携幼远来就食者，已有五万余口……陆续前来者逐日增添”[1](P525)。
　又如，1896年6月，应山、孝感等六县山水并发，田地多被沙压，房屋亦多被冲倒，应山县还有人口被淹毙等事[1](P617)。后来，又因“夏汛叠涨，江河皆盈，水势本大。乃至七月下旬，秋汛骤临，川水、汉水同时并发，未及一旬，各陡涨至二丈有余，奔腾直下，势若建瓴，低洼之区漫堤而过，人力难施”，以致使得滨江之江陵、公安、监利、松滋及滨汉之荆门、京山、潜江等州县之堤垸大多漫溃，民间田庐多被淹没，人口也间有损伤。潜江县因地势较低，还遭受了大水漫城之灾。宜昌府为川水入楚门户，先被漫淹，亦浸及城内，宜都、天门、汉川等县均被带淹[1](P617)。上述被淹州县“皆上年受灾之区”，本年又“收成失望”，且因“今岁汛临较早，消退更迟，迄未全行涸复，二麦多难播种”[1](P617)。如江陵县不仅春麦无收，且受灾之重为近年罕见[1](P618)。而鄂西之施南、郧阳与宜昌三府属旱涝迭乘，受灾更为严重。不仅当年之包谷、米谷、羊芋、番薯全行坏烂”，而且因各该处多为穷山僻壤，素无盖藏，加之运贩难达，灾民极为苦楚，大多以食草根、树皮及观音土充饥，“食者辄病，饿殍枕藉”[2](P730)。
　　再如，1897年春夏之交，湖北地区淫雨连绵，江水、汉水陡涨，山洪暴发，部分州县受灾极为严重。如汉川、天门两地灾民几达数十万，不仅“无粮可食，无田可耕”，抑且“无地、无屋可栖止”；崇阳、孝感、蒲圻等地亦多被山水所冲淹[2](P731)。另据1898年1月4日（十二月十二日）上谕，本年湖北之汉川、孝感、武昌、咸宁、嘉鱼、崇阳、汉阳、钙阳、黄冈、蕲水、黄梅、广济、钟祥、潜江、天门、应城、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枝江、荆门、罗田、京山、江夏、大冶、黄陂、蒲圻、麻城等三十州县被水[1](P628)。此外，据报，被水之处尚有恩施、郧县、东湖等县[1](P628)。诸如此类灾害还有很多，此不赘述。
　　 二、灾荒造成的社会影响
　　李文海先生认为，灾荒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极为严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民众生命的摧残与戕害上，除此之外，它还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害乃至破坏，以及激化社会矛盾与增加社会动荡，等等[9]。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因为张之洞辖区灾荒所呈现出来的社会影响对之作了最好的注脚。
　　（一）灾荒对人口的影响
　　从人口方面讲，灾荒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哀鸿遍野、走死流亡。“丁戊奇荒”期间，山西省人口损失最为严重，在一千六百余万居民中，死亡五百万人，另有几百万人逃荒或被贩卖到外[10](P310)。据清朝的户部清册记载，山西省人口1877年为一千六百四十三万三千人，到1883年时只有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三分之一以上[11](P370-374)。至于重灾区，死亡率几乎都在半数以上，诸如“户口已减十分之六七”、“户口损三分之二”、“民死十之七八”等等记载，在灾区各县方志中频频出现。有学者根据有关史料，列出了山西重灾区死亡人数列表，见表1：
　　1884—1889年，张之洞督任两广期间，因自然灾害而导致的人口损失亦极为惨重。如1884年入夏后，广东有很多州县遭受水灾，其中顺德等县灾情较为严重，据载，“伤毙居民达九十余名”[1](P468)。1885年6月，因西江、北江潦水盛涨，广州与肇庆两属围基大多被水冲毁，淹死与因受潮湿而病亡之人“共七百余人”，被水灾民更是多达“二十万有奇”[3](P2016)。同年6月中旬，广西大雨，江河暴涨，受灾甚广，伏查被水之区，“各受灾村庄四万余户，大小丁口至二十万以外”[1](P476)。至于1889年被大水淹毙之人口更是无法计数，在各地上报灾情时，诸如“掩埋流尸二百余具”、“淹毙人口数十名”、“淹毙人民数百名口”等等字眼儿不绝于书[1](P530)。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法战争期间，两广地区水患引发了疾疫，使得驻守粤东之清军，染病而亡者，“十常四五”；广西驻军亦“死亡枕藉，竟有一营不数日而一空者”，计前后死者“不下一二万人”。由水灾引发疾疫，从而造成清军大量死亡，这无疑会对中法战争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1889—1907年，张之洞督任两湖期间，水患亦是频繁发生。当时虽无较具体死亡数字记录，但发生水患后的灾民亦为数不少。如1896年夏间，施南、宜昌与郧阳三府属旱涝迭乘，灾民逾百万之众[1](P617)。又如，1897年，天门、汉川被水灾民达数十万之多[1](P628)。
　　（二）灾荒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灾荒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灾荒导致被灾地区土地大量荒芜。受灾之地因人口伤亡过重，致使很多良田因无人耕种而杂草丛生，不少田地还出现严重沙化、盐碱化倾向，甚有变成不毛之地者[2](P667、937)。如据山西当局灾后勘查，在全省五千六百四十七万六千八百零三亩耕地中，因灾招致的“新荒地”（即所谓有地无主者）达二千二百万零七千七百六十亩；至于有主而无力耕重的“暂荒地”，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数量当不在前者之下[4](卷17)。以致十五年之后，接任山西巡抚并监修《山西通志》之张煦在追述此次大灾影响时还称：“耗户口累百万而无从稽，邝田畴及十年而未尽辟。”[1](P370)
　　2. 广大灾区人民的物质财富也因之遭到严重破坏。首先，有些自然灾害（如水灾）可直接摧残人民的物质财富。如在广东省，1884年，南海、番禺、顺德与三水等县在禾黍即将成熟之际突遭水患，致使“转丰为欠”[1](P469)。在湖北省，1889年，水灾使得武昌、汉阳与荆州等各府属州县低洼田亩大率被淹，即便是地处上游之襄、勋、宜、施等地之晚稻杂粮亦因久受雨渍而日渐霉烂”，更有甚者，“颗粒无余”[1](P524)。在湖南省，1906年，大雨成灾，使得积水横决，泛滥于衡、永、长、常四府之交。“沿岸纵横上下，各民之生命财产付之一洗。”[1](P721)其次则表现为因灾成荒、无以为食之后而进行了变卖家产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农业生产的恢复机会变得渺茫。如在旷日持久的大旱灾威胁之下，广大饥民为了充饥活命，不惜一切代价变卖家产，诸凡衣、住、行等方面一切被认为是有用的物品无不拿到市场上进行廉价大拍卖，甚有灾民不惜拆卸房屋，以致满目疮痍，如被兵剿[12](P102)。就是平时被看作半分家当的牛、马等牲畜也被宰卖殆尽，或充作了裹腹之餐。待到幸存的人们死里逃生，他们已一无所有。的确，为了生存，他们首先必须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而也就限制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即时人所谓的“急于糊口，而缓于耕作”[2](P968)。其实，由于没有耕种，没有农具，连从远方高价购求的耕牛，往往集一村力量也无法饲养成活，即使他们有意于耕作，也只能是徒作空想罢了[12](P102)。因此，如果说旱灾是“慢性毒药”，灾民在其侵蚀下尚可通过变卖家产聊以为生的话，那么，水灾堪称“烈性毒药”，受其影响，甚有灾民连仅有的一点可资变卖的家产（诸如房屋之类）也都付水东流。试想，在此种情况下，灾民要想自力更生，岂不更难？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