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伊斯顿指出了在所有社会科学的总体框架内重新实现美国政治学整合的需求，强调运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知识去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必要。他感到遗憾，政治学已经陷入了试图重新整合那些多元的、高度专门化的学
1985年，伊斯顿指出了在所有社会科学的总体框架内重新实现美国政治学整合的需求，强调“运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知识去解决急迫的社会问题”的必要。他感到遗憾，政治学已经陷入了试图重新整合那些多元的、高度专门化的学科领域的难题之中。他强烈呼吁“运用知识以解决社会问题，要求重新集合纷繁的社会科学中被专门化了的知识。”〔20〕
五、一个老外的提议：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中国的政治学，与这个国家一样，从十年的动乱中走出来，又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声望与严谨性方面都有快速的进步，并正准备争取它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应有地位。有人认为，例如布吕格尔，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政治学学科抱有戒心。〔21〕那么，我们应期望中国产生何种政治学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政治学是否应当模仿一种美式或西式研究路径？或者，它是否应该大胆地采用一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或许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
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将会是怎样的？也许它将是一门国家中心的、旨在提供服务的科学，并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影响。这样的路径会将重心放在应用政策分析上，这些政策旨在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共产党以人为本的目标。这一政治学将很快地在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帮助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
这一政治学会因其方法论上的实用主义将自己与美国和西方政治学区分开来，这一实用主义正是中国多年发展的写照。比起一个更加自傲的、冷漠的政治学而言，基于对中国尽心尽力促进改革发展、政治稳定和党内民主之需求的总体理解，问题导向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政治学能理想地弥补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差距，以及类似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不同于美国和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学能够通过持续跨学科的路径从而较少地依赖于纯粹的定量分析方法论路径，并保持开放的姿态去面对多样的方法论与学术路径，而不考虑其学术起源。考虑到中国政治学广泛的可研究领域，人们可以预想一场趋向一个广泛共识的运动。这些研究兴趣将很可能包含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面向，而不局限于严格的传统政治现象。换句话说：一种混合的方法论路径。
“百家争鸣。”，“让百花齐放，让百家争鸣。”〔22〕作为老外，尽管我并不愿意使用这个政治敏感的词汇，但它确实表现了对中国政治学现状及未来境况的乐观主义态度。一个健康的、恢复自信的中国政治学无疑会产生出新理论和理论争辩，很可能确立该学科在政治学领域中的独特地位。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论、观念和对策的兴起，将会创造一个甚至更为广泛的需求——既在抽象意义上也在实际意义上——并随之激励政治学在中国国内更大的发展与可见性。同样重要的是，一个完全的中国路径将会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与探讨的源泉。
最后，中国政治学能够并且应该坚持其文化传统——与美国政治学所做的方式一样。我的意思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是大大方方的、不可辩驳的中国式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拥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管理、政治理论、法律理论和比较学研究路径。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学需要整体性复兴，而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一是中国的独特性；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性；三是中国历史、文化与发展的特性；四是城-乡和沿海-内地政治与发展的二元性；五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六是中国独特的社会与人口问题。
六、结论
有关政治学什么研究方法最好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我们应当像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那样依赖于定量数据吗？或者我们应该承认人类是不可预料和与众不同的，因此不能将他们当作原子一样做科学研究？也许最好的方法是原始的定性研究；我们应该采访并观察人们，以便找出是什么让他们运作起来。
美国政治学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公共目的。中国政治学没有理由不去追求一个类似的目的。2000年，美国政治学协会战略制定委员会建议，协会的核心任务将再次包括“培养公民以使他们成为卓有成效的公民和政治参与者”。〔23〕类似地，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协会已经尝试着通过发展谅解备忘录，来扩大该组织与国外公共行政管理组织的公民参与项目——其中包括一个与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协会（CPAS）合作的项目。
用真正富于革新与想像力的政策路径武装起来的中国政治学家、政策分析家、公共行政管理学者，以及官员们，已经迎来了开始成功地向世界输出中国特色的关于公民、治理和公民参与等基本概念的时刻。鉴于现代中国的崛起，人们可以轻易地预见中国政治学——像中国这个国家本身那样——将提供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世界观以及研究政治与政府的路径。
〔参考文献〕
〔1〕Smith, Rogers M. Still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merican Quest for a Democratic, Scientific Political Science.Daedalus (Winter):1997.pp.253-287.
〔2〕John W. Creswell，Vicki L. Plano Clark. Designing and Conducting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2006;Topper, Keith. The Disorder of Political Inqui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
〔3〕Somit, Albert，Joseph Tanenhau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1967.
〔4〕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5〕Smith, Rogers M. Should We Make Political Science More of a Science or More about Politics?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35 (2):200.pp.199-201.
〔6〕Schram, Sanford (2006). Making Political Science Matter: Debating Knowledge, Research,and Meth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mith, Rogers M.2003.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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