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Barilleaux〔8〕注意到，美国政治学现在面临一种两难困境：继续沿着行为主义的路径前行，就会面对一些行为主义无从解答的问题，或者承认行为主义的局限性，然后通过复原对道德和终极问题的研究来恢复政治学的权威地位。在政治学学科内部，这一矛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处理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一名公共行政管理专家，我认同那些 “改革运动” 的傲慢宣言，即定量已经在美国政治学上占据了权威甚至控制地位，后患无穷。对P值、回归系数或回溯力计算等琐事——而不是实际判断、常识或慎思这些实践智慧——的关注驱动着政治学的“科学化”讨论，这时，政治学学科已经失去了它的应用价值，而这些社会需求则由公共行政管理、公共政策和比较分析来满足。〔9〕表1中，胡杜尔展示了公共行政管理与政治学在社会需求上的分歧。〔10〕他细致地探讨了1903年（美国政治学协会成立的年份）至今，影响了两学科关系的主要事件、主要理论趋势和关键因素。
　　
　　
　　三、美国政治学：分裂的学科
　　
　　人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美国政治学会完全分裂，更别提继续行为主义路线了。一位初期的学者，雷蒙德•格特尔在1922年写道：“恐怕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将学术热点材料与研究者及实践应用可能性愉快地结合起来。”〔11〕
　　一个世纪以前，当美国的大学开设政治学课程时，一个一般的、理论上的政治概念从该学科研究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主要是德国）研究方法里衍生出来。20世纪20年代，受培养有教养的公民的需要以及教师资格中要求学生高到课率的影响，美国越来越重视政治学。〔12〕
　　现代美国政治学的历史，是对科学、现代美国大学建设以及个人行为与政府回应理解三者共同作用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学学科就因理性选择与历史制度主义之间的旷日持久的冲突而分裂。美国政治学家们常常在学科内部按其方法论路径来定位自己。其结果正如阿尔蒙德所说，学科发展深受“对立的派系竞争和费解的琐碎问题研究”〔13〕的影响，政治学不能从差异中汲取营养。这种宗派主义制造了一个“事实”与“价值”相分离的学科，使政治学无力去解答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14〕
　　2000年，这些不满通过被称作“改革运动”的反抗而再次爆发，“改革运动”指责美国政治学协会是一个由“东海岸的婆罗门人”控制的组织，协会维护一种“指向定量的、行为主义的、理性选择、统计的以及正规模型方法的狭隘主义和方法论偏好”〔15〕。正如雅诺指出的，政治学如今细分成如此多的次级领域、方法论路径、地区专业化和理论，以至于“政治学家们看起来在美国政治学协会会议上走到了一起，但这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16〕。巴诺简洁地表述了美国政治学在21世纪早期面临的困境：“下个世纪学科的未来还不明朗，但它在过去一世纪里的发展以多样性研究方法的增加为特征。除了主要范式的转变外，任何学科概念都没有被另一种方法完全取代，学科被清晰地打上了缺乏基础概念、理论和方法论共识的标签。”〔17〕强调这种分裂是中美政治学学科都面临的问题。即：理论与经验工作之间的差距；经验工作与政治/政策分析之间的差距；收集数据，但既不用于建构理论，也不应用于政治/政策分析。
　　在行为主义兴起之前，政治学的核心框架是由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提出的三个要素所构建的。在这样的传统中，并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得到了一样的结论，但他们都聚焦于相同的问题，由此型塑了政治学作为一门富于智慧的学科的传统。正如詹姆斯•凯撒已经概括的，美国传统政治学包含三个主要元素：地区知识，有关政体的一般性政治学，以及特殊地区的政治学。如果人们快速浏览《美国政治学评论》、《政治学杂志》或《美国政治学季刊》，他们不会有这样的感受。相反，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正如我的本科学生经常抱怨的那样——美国政治学高度强调美国的制度和有利于自己的统计模型，而忽略政治学研究中历史的、社会的和哲学的层面。
　　1969年，戴维•伊斯顿在其美国政治学协会的主席演讲中认为：“社会问题并不是以纯粹的经济问题、心理问题或政治问题等形式出现。我们的危机是从那些涵盖了人类行为所有层面的困惑难题中产生的。”〔18〕伊斯顿提议创立一个“社会科学联合会”，以促进社会科学的整合。可惜的是，似乎美国政治学协会里没有人注意到或者在乎。
　　也许音乐学教授乔纳森•贝尔曼和菲尔•福特最恰当地表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观察，而这一点非常适用于美国政治学：“有时……学者有一种心理活动过程，旨在使他们不考虑任何其他人的观念。”〔19〕为了取乐，他们列出了一个流程图（表2），此图能够非常容易地应用于政治学。
　　
　　四、中国政治学：一门正在兴起的学科
　　
　　中国政治学应照搬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路径吗？中国的学生、学者和实践者应该像美国那样付出同样的思虑——和情感——去考虑学科本质、历史，以及它的创新性问题、假设、方法、经典著作和争论吗？这些问题尤其重要，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现代研究生课程越来越零碎和专门化，其代价通常就是绕开了本来应为政治学家头等问题的更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语境下为什么这点很重要？简单地说，当我接受着定量政治学训练的同时（犹如一个跌落信念的异教徒），我同时心属中国研究和公共行政管理。这一热情并非没有危险，因为不论是中国研究还是公共行政管理都鼓励学者采用一种更为整体的、混合的方法论手段去研究政治与政府。正如许多年前我的博士生导师所提醒我的那样：“一个人不可能抛开理论、方法论和实用性来从事政治学。”他尤其喜爱串联我们学科的悖论和内部冲突（ “让我们分解亚里士多德！”是他最重大的观察之一）。我乐于在这种将理论、方法论与实用性并列的语境中，来讨论自己有关中国政治学未来方向的设想。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