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垄断，主要是政府包办教育，使得教育缺乏灵活性，尤其是应试教育与实践严重脱节。没有给企业和教育之间留下足够空间，教育和产业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间隙。比如大学生就业难就深刻反映出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有差距。职业技术教育的地位实际上是被忽视。民办教育力量微弱，生存空间有限，而且有越来越小的趋势。职业技术教育应由政府支持、企业主导，企业与院校二者高度结合。要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在教育系列中的地位，要吸纳更多优秀的农村人才，充分借鉴德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教育经验，职业技术教育对象主要是农家子弟。 制度之间相互影响，强化了对农民转型的制约。土地产权的不完整也会减少对土地长期投资的激励。现行土地管理制度下，土地抵押受限，使得其资本功能不能实现，农民融资渠道缺失。在缺乏正规金融支持的农村，高利贷较为普遍，往往高出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一倍以上。这种高利率使得农民更加重视短期的投资行为。按照利息理论，在终生预期收入相等的状态下，高利率影响收入流的贴现值，人们会选择较高的近期收入和较低的远期收入组合。长期性投资(比如教育)会压缩，而尽可能贴现收益。在这些市场信号的传递下，农民选择了理性的行为，但却是社会次优的选择。最典型的是农村孩子即使在免除学杂费以后，依然有很多家长让孩子选择早早辍学，转而在家帮工或出去打工。农村教育水平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改善。很多乡村公立学校因没有生源而废弛，许多农家孩子未完成初中学业就学手艺出门打工。不论从事非农，或者进城打工，“小农”的现状未能改变。
　　制度性的垄断，缺乏适应工业化和市场化局面的灵活性，形成了基础性要素劳动、土地、资本等价格体系的扭曲，制约了农民的转型。计划体制下为了实施赶超战略，资本被政府支配并低价供应国有企业。历次改革并没有根本地改变国企和商业银行同属国有企业的关系，实际上都有财政力量作最后的支持和保障。垄断占有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追求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从而排斥劳动力。而垄断一旦与行政力量结合在一起，就会不断强化其地位甚至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保护。垄断会阻碍创新，阻碍新生力量的进入。垄断最终是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之间的矛盾，是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矛盾，是少数人特权和大多数人正当利益之间的矛盾。它们直接或间接，阻碍着农民转型。
　　
　　五、促进竞争，提高劳动生产力
　　
　　贫、弱、散，恰好反衬了农民转型的迫切性。农民转型的困境，有历史性积累的因素，而当前主要是制度制约其顺利前行。农民转型要从化解上述悖论人手，寻找其背后制度成因，破除垄断、促进发展。解铃尚需系铃人，政府要加大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竞争化解垄断，要解除不当的行政干预，进一步规范市场，理清被扭曲的基础性要素价格。政府在促进农民流动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调整以加速农民转型。逐渐改革户籍制度，赋予农民均等的公民权利。提高农民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投入，支持劳动力密集产业和中小企业，调整税收结构，鼓励创业，优化要素市场。当下，政府首要任务是建立并维护市场秩序，使得不同主体在市场上能公平竞争，各个要素合理流动，并在市场失灵时纠偏。政府不可以预设性地干预和破坏市场运行。市场一旦扭曲，价格机制破坏，全局受损，资源配置紊乱是必然的了。
　　农民转型为工业化扩展提供新动力。农民转型的内涵，即包括社会身份上的形式转型，也包括经济地位上的内容转型。前者十分迫切，后者更为根本。而制度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在于提供农民经济转型的社会支持和产业基础。农民转型必将引致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再调整，引致生产函数的变化，并且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充分利用工业化带给所有要素生产力不断扩张的内在力量，克服劳动在流动性和资本化中的市场阻力。劳动与资本二者共同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量的协调和质的升级，是工业化道路转型的保障。
　　今天，对于九亿农民来说，大部分是相对贫穷的。在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过程中，期待初次市场分配结果的严格均等是幻想。但是可以在要素的市场化方面着手，使得要素投入结构能够较为符合要素禀赋，使得劳动力投入份额足够充分，然后自然提高分配中劳动力收入比重。对于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无疑是要从二次分配来进行调节，但不能完全依靠二次调节改变贫富差距，只有提升低收入人群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获得资产性收入才是减小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当然，建立扶弱济贫的制度机制，是十分重要的政策。就是如此，短时也难见大效，因为我们国家的穷人实在太多。主要的原因，除历史沉积的因素外，我们进入发展期的时日太短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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