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就精辟地指出，传统性别歧视教育不教女子讲求学问，只训练其操持家务，“去圣弥远，古义浸坠，勿道学问，惟议酒食”，这是有意使男性聪明而使女性愚昧，亲近男性而疏远女性：“等此同类之体，智男而愚妇；犹是天伦之爱，戚子而膜女。”不仅如此，还引导女性极力追求缠足等摧残身体的畸态修饰，使其成为取悦男性的玩物，不知道也不能去追求学问：“不宁惟是，彼方毁人肢体、溃人血肉，一以人为废疾，一以人为刑僇，以快其一己耳目之玩好，而安知有学，而安能使人从事于学!、当时主张学习西方者都认为，西方的造船、制炮、修路、开矿等技术皆非女子所擅长，所以对女子进行技术教育不积极，梁启超则认为，只要对女性进行与男性同样内容的教育，女性同样可以胜任各种专业技术工作，成为有用之才：“农业也，工作也，医学也，商理也，格致也，律例也，教授也，男子所共能，抑亦妇人所共能也。其学焉而可以成为有用之才一也。” 当时的先进女性也渴望像西方女性一样受到与男性相同内容的教育，以求职自立。如蒋畹芳主张对女性同时开设中西课程，先用经传启蒙，打好文化基础后再进行各种专业学习：“凡女生入学者……中西并习。而课法宜先以经传授读，因材施教，俟其字义明晓，继以讲解，然后再课以专门之学，如医学、算学、法学、杂学等，俾之各专其一。”
　　为了实现教育内容的性别公平，梁启超还亲自为中国女学堂起草了《创办章程》，明确规定女学堂全面开设文化基础课和专业课。如第12条就规定，对半开设中西文化基础课，均由浅入深施教。第13条规定在此基础上，再设数学、医学、法学三门专业课，学生必须选学一门；而学医和学法者，也必须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
　　女学堂虽然只开办了短短一年零三个月，但已开设了中西文化基础课程，绘画、钢琴、体操等美育和体育课程，以及医学等专业课程，首次尝试对女性进行了与男性相同的系统文化知识和专业技术教育，这是对中国传统性别歧视教育一大质的突破。
　　
　　3.在教育结果方面：提倡将女性培养成双重角色，并取得与男性同样的资格认定
　　戊戌维新派都反对将女性训练成一味取悦男性、相夫教子的单纯家庭角色，而提倡将其培养成既有技能为富国强民效力，又有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相夫教子；既对家庭负责任，又对国家尽义务；既保持传统美德，又具备时代要求的知识和技能，集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于一身的双重角色，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水平及资格认定。
　　梁启超著名的《论女学》就强调兴女学的目的有四，对此作了淋漓尽致的表述：一，培养女子的专业技能，使其不但能执业自养，并能为国家增加一倍的人力和产值，达到民富国强：“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若此者，舍学未由也(要做到此点，不兴女学是不行的——作者)。”二，使女性拓展心胸和眼界，转向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不再纠缠家庭琐事(见前面相关引言)；三，使女性掌握学术精髓及科学的教育方法，为儿童奠定学问和道德的初步基础：“苟为人母者，通于学本，达于教法，则孩童十岁以前，于一切学问之浅理，与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初有所知矣。”四，使女性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以达到优生：“各国之所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精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
　　当时的先进女性也期盼能成为兼任双重角色的新女性。裘毓芳就憧憬着大兴女学来开发女子的才能，使才智一般者可以自养，才智超群者则可从事研究、制造等工作为国家富强效力：“尚廿二行省，闻风兴起，遍开女塾，使为女子者，咸得广其学识，尽其才能，将中才者，可自谋生计，不必分男子之财，而智慧者且致力于格致、制造以为国家用，化二百兆聋瞽而聪明之，其必大有益于强种富国之道。”而且，振兴女学“未始非挽回利权之一助也。相夫教子云乎哉!”即不仅可强国，也有利于相夫教子。
　　争取教育结果的性别公平除了使女性达到与男性相同的发展水平外，还须取得与男性相同的资格认定。为此，女学堂的创办人经元善、郑观应、梁启超等人上书南洋大臣，要求批准女学堂像男学堂一样地使用木质图章，以便发给文凭，在社会上求职，得到了两江总督、前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赞许，女学堂从此获得了主流社会的承认。
　　戊戌“兴女学”运动当年推动了中国和世界教育性别公平的总进程，今天对我们仍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1975年联合国将性别视角纳入决策主流，使在教育过程中融入性别视角、实现教育的性别公平成为当今世界教育系统的热点。中国政府也于1995年承诺将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中国教育面临与国际教育性别公平潮流再次接轨的重要任务。然而由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性别文化的回潮和政府干预的减弱，我国当今教育中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不公平，如女童失学、辍学多；有些教材和教师还在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性别不平等的隐蔽性课程等。回顾戊戌“兴女学”运动当年对传统性别歧视教育的精辟批判，可使我们避免重蹈历史复辙，加快实现教育的性别公平和与世界潮流的新对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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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康同薇，女学利弊说[N]，知新报第52册。1898-05-l.
　　[4]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1册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　卢　翠，女子爱国说[N]，上海：女学报第5期，1898—08-27.
　　[6]　上海创设中国女学堂记[N]，万国公报第125册，1899，(6).
　　[7]　李　琦，叙事话语与意识形态——对女性媒介传播策略的解读[J]瑚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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