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形势的发展孕育了战略合作
　　
　　冷战结束后，新形势的发展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一方面，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弱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人类共同威胁的加剧，使得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相应增多，合作空间也相应加大。因此，尽管除了意识形态外，民族、领土、宗教、资源和文化的矛盾依然存在，有些地区甚至还一度激化，但是矛盾的解决方式以及决定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何等地位的因素却越来越远离单纯的坦克导弹数量，国家的军事实力越来越被认为是国家综合国力的结果，而非以往那样被当作其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文化、信息以及环保等非军事因素发生了变化，在主要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占有更加显着的地位，而且，国家安全的底层和基石──人的安全方面在安全战略制定中的地位也得到加强，关注民生，政策取向以人为本的意义在大部分国家都被提高到了国家根本安全利益的高度，成为非传统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战略合作应运而生。
早在东西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1982年，以瑞典首相帕尔梅为首的“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在《共同安全：一种生存蓝图》中提出：核战争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确保安全更为有效的方式是建立各种能够导向和平与裁军的积极过程，所有国家为他们的共同生存进行合作……是至关重要的[6]。委员会的共同安全观被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所推广。冷战结束后，欧洲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苏联威胁消失，核扩散成为对安全的严重威胁；民族矛盾、国际恐怖主义、难民潮以及生态环境成为新的安全问题。1991年12月，欧共体第46次首脑会议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规定：十二国同意就重大国际问题采取共同立场和共同行动，逐步实行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7]。1997年10月，《阿姆斯特丹条约》签署，赋予欧盟理事会决定欧盟“共同战略”的权力，规定在决定“共同战略”、采取“共同行动”和制定“共同立场”时采取特定多数表决制度，并设立欧盟理事会秘书长一职，作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2003年12月，欧盟布鲁塞尔峰会通过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同安全战略——《更美好世界中的欧洲安全》文件。欧洲的在安全防务方面的战略合作初见雏形。在经济方面，欧洲的战略合作发展更为迅猛。从共同关税到统一货币，从统一大市场到经济货币联盟，从欧共体到欧洲联盟，欧洲已向合作的更高阶段迈进。
　　在亚太，1990年9月，加拿大前外长约·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上率先提出合作安全。1993年9月，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斯·埃文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了合作安全的理念。埃文斯认为，合作安全往往意味着协商而非对抗、确保而非威慑、透明而非秘密、预防而非纠正、相互依赖而非单边主义[8]。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东盟在冷战后，战略合作大幅深化，经济合作与政治、安全合作同时发展。1999年4月，随着柬埔寨成为东盟的第10个成员国，东盟完成了“大东盟”战略。同年11月，第三次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同意原东盟6国提前到2010年实现零关税，新成员国提前到2015年实现贸易自由化。与此同时，东盟还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1997年12月起，东盟每年举行与中日韩的“10+3”会议和三个“10+1”会议。1999年11月，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发表的《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宣称：将继续进行对话、协调与合作，加强相互理解与信任，从而在东亚建立持久的和平与稳定[9]。无论是欧洲的“共同安全”还是亚太的“合作安全”，都包含了以下共同点：应对共同威胁、保障共同安全、实现共同利益；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全面合作；不针对第三方、非对抗、非威慑、相互依赖。而这些正是战略合作的基本要素。欧洲和亚太国家在战略合作方面的有益尝试表明，新形势的发展促成了战略合作的诞生。
　　四、从传统同盟到战略合作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基于欧洲和亚太国家在战略合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笔者认为，战略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在平等互信的基础上，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宏观视野为主导，谋求长期合作共赢，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不针对第三方，实现双边或多边的对话、协商与合作，以应对共同的威胁、保障共同安全和实现共同的利益。其基本特征包括：不针对第三方；不一定有正式的条约宣言规定各方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没有承诺动武的安全机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功能。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以合作与双赢为基础的新利益关系模式逐步取代了以对立和对抗为基础的传统利益关系模式。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是“零和博弈”。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仅仅凭借武力，而是通过相互间的合作来实现双赢。传统同盟失去了国家曾经用来攫取利益的作用。随着各国间交往日益加深，共同利益相应增多，国际关系的整体性得到空前增强。国家安全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有时扩大到一个地区的安全甚至是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安全。采取武力破坏他国安全的做法将不但不能保障本国的安全，反而会威胁本国安全，使本国利益受损。各国只有加强合作才能维护共同的安全。因此，战略合作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
　　另一方面，当前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取代传统安全成为新的国家安全观的最重要内容。国家所受外部进攻的威胁降低，传统安全地位下降。秩序与合作正取代无政府主义和冲突，以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的方式越来越不得人心。经济全球化却使得毒品交易、非法移民、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国际病”无所不至。建立在传统国家安全理论和安全观基础之上的传统同盟，无法解决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而战略合作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综合安全的特征，却能使其更加适应非传统安全凸显的新形势。
　　综上所述，传统同盟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在新形势下诞生的战略合作却为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全新模式，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对外政策的优先选择。战略合作取代传统同盟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