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当中有一类作品。主题往往与伤悼屈原有关。或被认为与之有关，或有着与屈原《离骚》等作相通的生命流离感怀，而被称为悼骚体或拟骚体。本文从文学继承的角度，将以屈原为话题的统称为拟骚体。大体可分三类：一、吊文，以贾谊《吊屈原赋》发端，扬雄《反离骚》等作光大，班彪《悼离骚》、梁竦《悼骚赋》、应奉《感骚》等作延续，蔡邕《吊屈原文》收束；二、“九”体，包括以“九”命题的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及以“七”命题而实亦属此类的东方朔《七谏》；三、按主题即事名篇的贾谊《惜誓》、刘安《招隐士》和严忌《哀时命》等作。后两类都收录在王逸《楚辞章句》里。本文主要讨论这些作品所呈示的汉人人格基础及特征。
　　
　　一、失志不遇
　　
　　探询汉代拟骚体所呈示的人格特征，有一个比较适合的途径，即它们的作者。一定程度可看成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所共同拥有的失志不遇处境及体受，此乃文本中多样情思行动的起点、动力源。
　　对此，有三点说明：第一，不遇既是政治上的被疏远，或被流放，也是主人公好“沽”品格的被排斥，被拒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王怒而疏屈平。”是为“疏远”。之后“放流”江南。《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言：“春秋之后，周道洼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侧隐古诗之义。”是为“失志”。汉作多复现这些“情节”。而在政治抒情诗这种极富个人化体受的文本里，一切有关公共政治的看法都被作者涂上浓厚的道德好恶色彩。政治与道德紧密结合。于是我们看到了屈原《离骚》对明君、贤臣“两美其必合”的严格设计与期望。对党人、小人的道德痛斥，也看到了东方朔《七谏·沈江》、刘向《九叹·愍命》在此基础上对“明法令而修理”、“登能而亮贤”传统的确认，对世俗、时俗的操行抨击。可见失志不遇，确为一个足以引起人生焦虑的大事件。必须对其有所解决。方能让随此而来的痛苦、失落、困惑、彷徨等诸多严重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抒泄。而文人的最佳方式。无疑是用文学，对屈、宋和大批汉人来说。又主要是辞赋。并且。辞赋是一种可以自我虚拟设置、极赋人格心灵对话色彩的一种文体，很适合探讨这类缘起人生、归于人生的课题。也确实，他们在文本中留下了很多文字来说明作为书写动因的政治上的失志不遇和道德上的落落不偶，以及作为书写目的的发愤抒情、流芳将来。
　　第二，失志不遇不止是事件，更主要的是体受。以汉人来讲，我们即不能单纯以他们做没做官、做多大官来做所谓的事实评估，而应以其自我认识评价为准。汉代拟骚体的作者虽时代、政局各有不同，却都有不遇的经历和体受：贾谊贬长沙，严重自视为不遇；严忌仕吴，曾谏阻刘濞谋反，事败而惧，可谓不遇；东方朔虽滑稽突梯，好为大言，实际也胸藏大志，武帝却以“俳优畜之”，当以为不遇；王褒入宣帝朝的待遇，仍是陪侍歌颂。等于“博弈”，愉悦耳目，与其《九怀-乱》所表达的愿为贤臣的愿望相距甚远；刘向被外戚权奸排斥，抑郁之情。比之他人更甚；扬雄三十多岁前，足不迹京师，以其修养，当早有不遇之思，即使到得朝廷。也不过重复赋家前辈长期为郎、久次不迁的经历，难有得遇之念(以上见《汉书》各本传)；写作《悼离骚》、《北征赋》的班彪，有的多是乱世漂转的流离之思；东汉梁竦因“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历江湖。济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骚赋》，系玄石而沈之。”(《后汉书·梁竦传》)王逸为校书郎，而此职显然不能符合其深好《楚辞》的高卓追求。由此，汉人确实延续了屈原开启的“哀怨”传统。
　　第三，失志不遇与其说是时代、政治问题。还不如说是个人处境问题。也即，它是一种面对当前政局所产生的怀才不遇的个人性感受，与时代、政局的样态并无本质的必然联系。然而，不遇之人却多半会根据历史来假设一个规律性命题。遇者遭逢明君。于是。起源于臣子的个人性感受转移到君主，只有君主才能决定一个士人的遇或不遇。但这里又有一个文本叙述的困难。君主不能直言明斥，于是问题再次转移到大臣和时代，设计一个关于奸臣当道、君主受蒙蔽和时代昏暗的批判性话题。以此解释自己的落落寡合。而且，自觉失志不遇的人们，都把自己看作是应该被当代君主亲密重用的有德有才士人，掌握了关于国家、宗族长治久安的要言妙术。君臣不遇损失最大的不是士人，而是君主的国家及其宗族。这是失志不遇言说的核心，其暗含的命题是：只有高才硕德之士才谈得上遇合问题，而小人不与于此。所以，汉代拟骚体中依然充斥了大量来自屈骚的花草鸟兽喻，并扩大范围，加强种类含义，增添器物类对比，以示对自我品才的肯定标举，对帝王的失望、奸臣的愤怒和世俗的不满。
　　如果说屈原的人格，是“清洁”压倒了“美政”理想，纯粹自我压倒了理想社会化的超我，为保持前者而宁舍弃后者，则通过拟骚体所呈示的汉代人格，是既承传又变化。基于共同的失志不遇处境及体受，他们承传了屈原对于“清洁”人格的执守，坚持与恶俗社会对立并批判之，而且，其政治道德指向越来越明确，大幅使用对比表达模式，广泛及于人物、花草树木、鸟兽、器物的善恶对比，但与此同时，其对社会的依附和理想的社会化实现也越来越急迫，纯粹自我与理想社会化的超我相比，已显出了渴望融入黏附的色彩。入世的趋向更著。由此，当忠诚直谏面临可能的祸殃时，汉人不再像屈原选择死本能，而是集体选择生本能，避祸全生的意识和隐伏俟时的意识在汉人十分突出。
　　总体看，汉人在思古、抨世等“情节”里，集中了比屈骚更为猛烈的炮火，有时甚至弃用花草鸟兽的隐喻传统，而将批判指向明确化。臣之忠奸，世之暗俗，一目了然，愤世之情愈加浓厚，但同时也说明他们对现存社会体制的依附更加紧密。分析汉人的人生道路。即使在仕途最为不顺之际，也没有从自觉不遇的仕宦生涯里抽身而出，汉人是立足于现实而自解于现实的。汉人通过重走屈原人生路的方式达成与屈原人格的对话，而在对话过程中，又完成了对屈原人格的反思和自我人格的建树。对汉人说，屈原是一个必须面对超越的巨大影像，只有面他的死亡。汉人才能从心灵深处感受到来自古老历史和战国士人的自由批判精神之可贵，延续起士人担负道义、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优良传统，也只有超越他的死亡，汉人才能最彻底地融入现实，达成对社会和自我的最深刻认识。确立起深陷(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