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朝的中后期，封建统治日益腐朽、处处危机，国内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市民反矿监税使的斗争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外患不断，葡萄牙、英国等西方国家相继飘洋过海，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北方的俄国也将扩张的魔爪伸向了我国东北的广大领土。面对着国家的内忧外患，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觉醒，他们清晰地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并提出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这里拟就两人的思想学说进行比较。
　　一、童心说
　　李贽①是童心说的创立者，童心说可谓其思想中最鲜明、最核心的观点。李贽认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1]在李贽眼中，封建专制的统治严重污染了人的童心，面对着童心的缺失，李贽以“赤子之心”与理学对立，指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2]。他提倡讲真话、表真心、做“真人”，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3]李贽褒扬纯真无染的的原始本性，蔑视口是心非，矫揉造作的假道学先生，猛烈地抨击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与虚伪，讲求“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4]，要求满足人的合理欲求。童心说是对虚伪的程朱理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那时盛行的假道学的深刻揭露，因此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龚自珍②是童心学说的继承者，他将前代优秀的思想遗产加以创新和发展，进一步把童心说作为批判封建道德，反对理学教条，争取个性解放的思想武器。面对着噤若寒蝉之景，龚自珍认为是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污染了纯真感情、阻碍了思想发展、扼杀了社会生机。而这一过程“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5]与李贽相比，龚自珍更敏锐地感受到了“童心”与“天理”的对立，面对理学“假”“伪”之风的泛滥，他曾感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6]此处的“哀乐”、“真”、“童心”，正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真实写照。在龚自珍看来，偌大的清王朝已容不下一个“真”字，传统的伦理道德已被一个“伪”字所吞噬，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万马齐喑的死寂之景。他的童心说，正是对封建禁锢的顽强抗击，更是对争取自由发展，实现个性解放的有力呐喊。
　　二、人才观
　　李贽的人才思想十分丰富。他不赞成以传统的封建道德和儒学标准来评定人才，认为按此标准选拔的人才难以担当治国重任。他认为人才必须具备识、才、胆三种素质。所谓“识”即指人的思想见解，“才”是指人的知识才能，而“胆”则指人的勇气胆量。三者密切相关、缺一不可。但识居于首位，才与胆都是由其所支配和统领的。故有“是才与胆皆因识见而后充者也”、“有其识，则虽四五分才与胆，皆可建立而成事也”[7]之说。明末社会的腐朽黑暗令贽痛感因明朝政府不能真正地识才、用才、爱才、惜才，“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使为盗也。”[8]因此他迫切希望用自己的人才标准取代误国害才的用人标准，使那些真正的人才受国家重用，为国家出力。这种观点无疑是对明王朝摧残人才的一种控诉。
　　龚自珍也有着他独树一帜的人才观，他的人才观主要包括宾宾说和心力说两大内容。宾宾说是龚自珍通过评论历史上的君臣关系而提出的观点，“宾宾”一词，出自《古史钩沉论》，是指在君臣关系中，君主要以待宾客之礼来对有才能的臣子，臣子则只是君王的客人，始终拥有着独立的人格。宾宾说是对君为臣纲这种绝对关系的否定，它的理论核心是伸张民主主义的人格独立，是抗拒专制主义束缚的个性解放。这充分显示了民主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心力说则是龚自珍对人才自身的要求。他把人才的标准定在“心力”上，所谓“心力”即现在所说的主观能动性，“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9]与传统儒学中所倡导的人才标准相比，心力说带有明显的不受约束的突破意味。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正是他人才观的最好诠释。
　　李贽和龚自珍的人才观虽各有侧重，但二人评判人才的标准、爱才惜才的态度、聚才兴国的愿望是一致的，他们的人才观是对腐朽专制制度束缚、压抑、摧残人才提出的最强烈的抗议。
　　三、变革论
　　李贽不是一个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思想家。他所提倡的是“因其时，用其术”[10]的治国理论。他主张与日俱进、与时俱进，反对统治者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僵化思想和消极态度。李贽认为历史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这就要求人们必须“不蹈故袭，不践往迹”、另辟蹊径、大胆开拓，并且对于前人、圣人之言，也必须相应的有所创新和发展。基于此，李贽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论断，并以“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姿态示人。他认为一切都是依时而移、因事而定的，世间没有始终不变的事物，这就给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学说以沉重的一击。他反对保守、注重现实，强调“世无定时、我无定术”[11]。李贽的变革和创新思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与颠覆，也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李贽相比，龚自珍的更法改革思想更为完善与系统。所谓“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12]，他认定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并本着“一祖之法无不敝”[13]的可贵观念，在《壬癸之际胎观》中反复阐述了胶结、凝固、不变会导致国破家亡，不断强调《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理论。在龚自珍看来，一个社会兴亡的关键即在于更法变革，“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14]。在当时，清政府已到了“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15]的“衰世”，清王朝面临着“不变则亡”的尴尬，龚自珍认为清王朝正处于命悬一线的险境，改革是清政府“脱险”的唯一选择，他的更法变革思想正是针对清王朝经济的衰退、吏治的腐败、国防的废弛等现实状况有感而发的。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能实现，但却开了近代倡言改革的风气。诚如梁启超所言：“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却与有功焉；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16]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