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沟通人与自然的中介和桥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实践却成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自然与人复活的根本出路就是扬弃资本控制的“异化劳动”。主客二分的近代哲学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根据自然的可分解与可计算性和科学的属人性,人类中心主义以科学的皮鞭“拷问”自然,引致人与自然的双重危机;非人类中心主义脱离现实的人与现实的实践,把自然拔高为人或把人降格为自然,艳羡人与自然混沌原始的统一,这只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自然”和自然主义的“人”。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为旨归,在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中既体认自然的“神性”,又眷注人的“人性”,在“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本”的统一中通达“人和自然真正复活”的诗意生存之境。
　　一、“异化劳动”的扬弃:自然与人的复活
　　马克思主义彰显自然与人内在的一致性,实践正是二者辩证“对话”的中介和桥梁,但受“资本”纠缠的对象性劳动不仅未能成为“真正的人”的生命表征,相反,却表现为对人和自然的否定,自然与人复活的最后出路就是扬弃“异化劳动”。
　　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建基于实践之上的能动、客观的辩证“对话”过程,一方面,人不是与自然无涉、居于自然之外“僵化的精灵”或是只知“吃喝自然”的“饮食男女”,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实践活动,自然作为人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人与自然具有“场依存性”,离开了自然这个人的“无机的身体”,实践便无法进行,人的本质也无法确证和实现,最终就会沦为“悬在半空中的存在”。另一方面,自然也并非与人无关的“荒野”,从发生论来看,自然是人的本根和母体,但在人类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不存在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人作为人,就在于建基于自然之上又超越自然的实践本性,在于通过获得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并凭借这种力量达到对自在、荒野自然的变革和超越,也决定了人必将凭借实践的能动品质唤醒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这就必然要求对自然的原有状貌作出改变。故而,“现实的自然”并不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芭芭拉•沃德•勒内呵护的“一个小小行星”,以及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的“生命”。“现实的人”与“现实的自然”是以人类实践活动为中介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既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认为的人消解于自在的自然,也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所坚持的自然统一于精神之理性,而是现实地统一于实践。
　　诚然,实践是人的本质的确证和自然与人统一的中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及劳动产品的分离,实践不仅未能成为“真正的人”的表征,相反,却表现为“真正的人”的丧失和异化,资本逻辑“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275。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引致的自然和人性的扭曲进行了深邃的批判:“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2]自然不再被视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和“精神的无机界”,也不再视为人自身本质力量确证的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3]
　　如上所述,自然与人是以对象性实践,即劳动为中介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人与自然解放的总体思路也应从抽象的“道德评价”向基于人类实践本性“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中去寻找。资本原则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规定是“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的真实根源,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自然与人真正复活的根本出路就是“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要解脱“自由的自觉活动”的“异化”限制就要进行“自由自觉”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只有通过扬弃和改造资本社会,才能扬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异化,也就是实现“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为表征的“共产主义”[4]。
　　二、人与自然现实的、历史的统一:不可触摸的神话
　　人类中心主义秉持理性,特别是科技理性的属人性与专有性,高扬“人类至上”的方法论和自然价值的工具性;与之相反,非人类中心主义抬高自然的自在性和先在性而无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彰显人的自然性生活,而看不到人之为人的生活。二者是对立的,但在一点上却是相似的,即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局限在了抽象的自然或是抽象的理性内部,人与自然的统一也就成了“彼岸世界”的事了,而在现实及历史的“此岸世界”则成了不可触摸的神话。
　　(一)人类中心论导致自然与人性的双重危机
　　主客与心物二分是现代工业实践样式的典型特质,这种主客与心物二分的“笛卡尔样式”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充足的根据。在培根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而现在“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5],自然成了“观念的构造物”。根据自然的可分解、可计算与可还原性和科学的属人性,人类中心主义鼓吹“人类至上”,号召人类以科学的皮鞭“拷问”自然。在这种“错误的多孔性理论”眼中,自然作为僵死东西的汇集,“是一架机器:一架按其字面本来意义上的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设计好放在一起,并被驱动着朝一个明确目标去的物体各部分的排列”[6]。它也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如此一来,人类就能够探寻自然精心守卫的秘密,这些秘密不再陷没于黑暗中,人们再也无需把其当作难以理解的奇迹而对之惊诧了[7]。我们根据需要对自然加以操纵或控制最终成为无可争辩的“合法性存在”,这样,人们放弃了美好的“弥赛亚”时代,借助于科学的“奥卡姆剃刀”,对自然界展开无情切割。对人类中心主义而言,殊不知,“科学理论的‘可证实性’,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并不必然地推得科学的‘绝对真理’,任何科学都有相对性的一面”[8],科技理性的界限恰恰在于事实与真理的“此岸”,决不能僭越至关乎价值和意义的“彼岸”。(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