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是最具有全球性的、最具杀伤力的。在反对全球变暖的运动中，科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各国政府首脑等都在分析全球变暖的结果以及设想如何遏止全球变暖。但结果如何呢？受制于操作和欺诈的《京都议定书》，只不过是起着扩张资本的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从气候变化中牟利，根本不能解决全球变暖问题。一些公司表面上的环保行为仅仅是出于利润需要的公关活动，是以绿色为幌子来掩饰其反生态的行径。比如，借助“碳排放权”这一概念，西方发达国家的碳基金公司不但将碳排放权商品化，还推动了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繁荣发展。借助碳排放交易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西方发达国家轻松逃脱减排义务，并再次站在世界经济伦理的检阅台上，为全球经济启动新的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却靠牺牲本土资源和生态环境再次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这样说过：“在你与我之间，难道世界银行不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工业转移到最不发达国家吗？我认为，向最低工资水平的国家倾倒有毒废物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面对这一事实……我总认为非洲一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远未被污染，它们的空气质量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相比，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4]82对于萨默斯的这种论调，福斯特曾经指出，它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丧失理智，而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暴露，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著目的的实现。”[8]55
　　 残酷的资本竞争、金融资本的短期利益追求、庞大的公司规模和冷漠的官僚管理体制，所有这些都使资本距离自然越来越远，远到现实的自然反倒成了抽象的有用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然提供给我们的资源是源源不断的，自然容纳和化解毒害废弃物的能力也是超凡的，人类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因为大自然像母亲一样是无限宽容的，但所有这些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当人们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关于“绿色”、“环保”“低碳”的神话便诞生了。环保汽车、环保购物袋、环保电池、环保家用电器等，仿佛只要消费了这些冠以“绿色”、“环保”等字的商品，人们便可以轻松地卸下心中的负罪感和对于生态环境恶化的焦虑感，一如既往地“过度消费”。实际的结果是，消费主义化了的环保或者说商品化、资本化了的环保，根本面对不了真正的环境问题，也根本解决不了生态危机，因为这样的环保并没有触动资本本身，也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反而是以“绿色”、“环保”、“低碳”的名义被资本收编，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从监管资本着手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规划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需要，更是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增长同步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民众对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所以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如果这些瓶颈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甚至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正是基于事态的严重性，中央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
　　 如前所述，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那么，是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就要反资本，甚至消灭资本呢？不是的。虽然说资本的本性是反生态的，但在人类社会目前的情况下，资本还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因为它的历史积极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资本的不可遏止的扩张中，资本促进了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开创了世界历史，也推动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尽管是通过异化的手段。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凡是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必然要以势不可挡、横扫一切的威力“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9]。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而对于那些低于现代资本生产方式水平的地区、国家和民族来说，资本依然具有变革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某种进步因素。这也是马克思所充分肯定过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目前“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国还要利用资本进行经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融入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之中。另外，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因为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真金白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因此，对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关键在于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单纯地以GDP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做法；另一方面，要积极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优势，加强对资本进行有效有力的监管，尽可能使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小，从而使资本在服务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就第一个方面来说，关键在于转变思维模式和做法。不可否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来说，不管是公有资本，还是非公有资本，它们都具有资本的一般本性，即追逐利润最大化。在实践中，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也存在着片面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现象，这尤其表现在某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对GDP的顶礼膜拜上。作为一种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GDP主义正是资本狂热地追求最大化地增殖自身的本性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些资本所有者为了实现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不惜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甚至违反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律。最近屡见报端的食品安全事件和饮用水污染导致的群体性致病事件，都将事实真相指向了一个方向：公有资本的经营者和非公有资本的所有者都不同程度地被资本获利的逻辑诱惑和奴役，俨然沦为了资本获利逻辑的工具。所以，中国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走出GDP主义的诱惑，走出单纯地以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衡量指标的思维模式，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更开阔的视野中。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将以GDP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转变为真正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思维模式。而且，这里的以人为本，不仅是指以当代人为本，还指以后世子孙为本；不仅指为满足人的当下基本需要为本，还指以人的长期保障和长远发展为本。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GDP主义及与其相伴随的以金钱驱动为特征的经济盈亏底线，以可持续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8]34-35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走出GDP主义，并非意味着主张经济不能再增长或发展了，这对于仍然处于贫穷状态的地区和国家来说是既不公平也不现实，而只是想强调说明人们对经济发展内涵的理解应该更加全面。就像科学发展观所强调指出的，科学发展不是不要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要以经济发展为物质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