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知识分子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解，一是葛兰西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一是班达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葛兰西认为在社会中履行着知识分子作用的人可以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分子代代从事相同工作，如老师、教士，有机的知识分子与阶级和企业直接相关，如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班达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他有时用“神职人员”来称谓这群人，认为他们支持、维护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当代知识分子萨义德受班达的观点影响颇深，他表示知识分子“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现成的处方或讨好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和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这么说”。本文所讨论的知识分子采用的是的定义较为宽泛，指的是掌握知识的人，这类人较同时代同社会的人文化知识水平高，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关心公共事务，而人文知识分子是与从事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相对的。
　　陶东风认为中国社会所经历的转型表现为伦理道德、政治、经济三者之间地位的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中，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而这三者的关系表现为伦理道德——政治——经济，其中伦理道德居于中心地位，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化的依据，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伦理道德和政治比起来，相对处于劣势；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里，中国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三者的关系则转化为政治——伦理道德——经济，其中政治处于中心，伦理道德与经济都是政治化的，并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使得经济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物质的诉求在社会大众的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的地位，于是三者关系又变化为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经济上升到中心地位。陶东风又表示，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实也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只不过政治的形式更多的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来，伦理道德起着中心作用，但实质上还是政治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国当前的转型是从非经济的方式向经济的方式转变，是从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向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的转变。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依附是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发生转向的。在传统中国以及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所表现的主要是同政治权力的同构，以依附于政治权力为主；进入市场经济以来，一方面政治的威权倾向逐渐减弱，一方面市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依附在逐渐向经济转变，虽然现阶段对政治的依附还很重要，但是变迁的趋势已经显现。
　　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依附
　　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俗称读书人、书生、儒生，较为正式的称呼是“士”。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即我们常说的“士志于道”，含有身担国家重任之意，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同构，可以看出对于政治的社会依附性，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社会责任，并不能够一味沉迷于个人私利。
　　战国时期，私学逐渐兴盛，涌现出数量众多的、有一定知识的人，他们对于当时的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多以治国安邦为己任，由此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慢慢的这个人文知识分子群体就演变成了士阶层，以此为雏形，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这个阶层逐渐发展，特别是后来科举制的实行，更加稳定了这个阶层。从社会依附方面来说，这个阶层主要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游离于权力之外的隐士。另一方面，这种依附也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傀儡，其中的很多人依然扮演着社会良知的角色。
　　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为单一，尤其是自科举实行以后更是如此，这也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更加便于统治阶级统治，对知识分子来说，对知识的掌握多是指向仕途的，是依附于政治的，另一方面，知识结构的单一以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倾向也造成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保守心态，而这正好与政治依附相辅相成。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本，而儒家经典多阐释政治、道德、修身养性的道理，很难见到关于自然、技艺的知识，内容十分单一，也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人文知识阶层的保守倾向，到了明清时期，知识阶层经过八股文的机械训练，保守倾向更加显著，创造性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倾向于把古人的道德观、政治观当作永不更改的教条，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常常厚古薄今，感叹人心不古，著书立说也是常常作经典的注释解读。这种单一知识结构和保守倾向恰恰契合了封建政治的需要，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面的狭窄也使得他们的出路十分狭窄，要么入仕途，依附于政治，要么归隐，修身养性怡然自得。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讲求伦理道德的社会，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人文知识分子自身，都对知识分子有比较严格的道德要求。人文知识分子一是作为知识传播者、生产者，再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民众对他们也有着特别的期待，尤其是在伦理道德上，常常被期待作为礼义廉耻的承载者。在传统中国社会，人文知识分子是官吏的后备军，其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读书人十载寒窗、埋头苦读，多数人为的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这种伦理与社会地位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人文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强烈依附性，是以牺牲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独立性为代价的。
　　由于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与地位，使得统治者们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这样，既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又给他们严厉的限制，这就使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统治阶级一方面培养人文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为确保这些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最典型的就是文字狱。在这种体制中，绝大部分的人文知识分子成为了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生力军，也有一部分人归隐山林，只有极少一部分人走向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质疑统治阶级及其政策，当然其中很多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实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些人文知识分子也并不是说全部都一心一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迫于生存压力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很多的人文知识分子进入了一种表面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内心却处于流亡状态的情况，也就是爱德华·萨义德所谓的隐喻的情境，在精神层面上作为一个边缘人和放逐者，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敏感。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