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者在高风险的非程序化决策中还能心安理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非程序化决策的不可复制性，所以我们的部

分领导“就当交了学费”，而不去想学费的性价比有多低。
　　其次，非程序化行政决策满意性原则本身的模糊性。满意性原则是对有限理性的回应，本质上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的评价。疑问理性理论在评价成本收益分析在合法审判环境中的运用时做了简要陈述：“无知是理性的绝对必要条件。”在许多重要情况下，分析人员竟然不知道政策、政策结果以及用以评估这些结果的价值之间的关系，这一认识上的差距要求我们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以为提问与回答的过程提前作好准备，回答过程中扩张性方法从理性上最佳地回答了问题，这些回答超过了我们积累的经验，超出了我们可得到的信息范围。
　　非程序化决策是无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为决策人制定决策提供优化方案的，在这种决策中，变量更多的是人的意志因素。而人的意志和欲望多种多样，并且各自的评价又不同。首先，生命、儿童的幸福、路边美景以及令人赏心悦目的建筑设计该值多少，权衡这些难以衡量实物价值的尝试常迫使我们做出极其困难(有时是困惑)的抉择。其次，我们对方案的取舍是一种价值判断，而理性决策的目标不考虑价值分析。[2]所以，对这种决策做满意度评价，的确会充斥着无知。
　　第三，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突发性，易引发行政系统的不适。行政的系统性运行是在信息充分明确的前提下进行的，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往往是针对突发事件，作出决策到行动过程十分短暂，不仅信息交流在决策者与相关人员间的沟通易受阻碍，而且决策者在不同的平台上可能以不同的符号或文本传递信息，引起信息误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越是高层的非程序化决策越应该加强信息沟通，因为越是高层的非程序化决策，越容易造成系统瘫痪。而越是基层的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又越容易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误区，进而因由此遭批判而丧失创新性，或可能因坚持自己的立场倾向偏激，用可以言说的语言传递难以言说的信息，同事间沟通更加困难，合作难以为继。
　　
　　三、非程序化行政决策中避免异化后果的控制
　　
　　解决非程序化行政决策造成的决策异化，在最基本的层面是寻求向稳定可靠的程序化决策的转化，因为不是每个非程序化行政决策都应该和可以转化为程序化行政决策，解决自身的程序正义问题是必须的，接下来是扩大决策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最后还应该考虑提升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方法。
　　首先，应对新情况，建立新的程序化行政决策。相对非程序化行政决策而言，程序化行政决策都要通过数理逻辑运算来进行优化选择是经过检验的和可靠的，从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向程序化行政决策转化，不是每种情形都必然如此，甚至很多情形不便如此。但非程序化决策不等于靠拍脑袋获得灵感和知觉来决策，不是完全非理性决策，存在向程序化决策过渡的可能，当我们意识到突发危机的重复性后，这种转化还是很有必要的。—个典型就是2010年中国将组建专门处置自然危机的常规应急部队，并即将出台《军队处置突发事件应急指挥规定》。汶川地震以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认真总结抗震救灾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了军队应急指挥机制建设，玉树地震，总参在12分钟之内就收到了中国地震局的灾情通报，使得这次玉树抗震救灾更快速、更科学。经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军队将建成8支共5万人的国家级专业应急救援部队，按要求2010年底将全部形成应急救援能力。[4]　其次，分解非程序化行政决策过程，分散决策权力，形成合理决策程序。在自由裁量空间不可缩小的情况下，可分解其环节，既让行政职能保持流畅的运转，又能起到相互制约的作用，而且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拉开了距离，各环节间的不当勾结也没有机会。如对道路交通的管制，当需要相当自由裁量空间，当出具罚单和收款都归同一交警处置，交警的非程序化决策经常导致决策后果的异化，不是提高了交通管制的质量，而是造成了车主与交警的拉关系，开后门等不良社会现象，而当交警只履行一项权力：出具罚单，而收款的环节给了其他部门，影响交警非程序化决策的因素就少多了，他做非程序化决策需要思考的问题也简单多了，行政效率和行政公平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提升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理性程度。非程序化行政决策通常依赖不够理性的方式，但不意味着非理性，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和理性并不对立，而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在不同程度上运用理性。当集体决策对个人决策施加影响，当智囊团提供各种参谋意见，甚至当反对派提出完全不同的声音，这些对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决策者尤其是高层决策者产生的影响是极具正面意义的，“格雷沙姆定律”的意义就在于特定的组织职责和组织单位来管理非程序化决策的制定，防止非程序化决策被程序化决策挤走。在“街头官僚”的非程序化决策中，一般说来都没有智囊团参与，许多规模较小的单位或时间紧迫的决策场合也找不到智囊专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提升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理性程度，保证决策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领导者可以认真听取多方意见，尤其是尽可能让下级参与决策。决策的效果最终是由决策的质量和人们认同的程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听取不同意见，让下级参与决策，除了提高决策的质量外，还有利于提高下级对决策的认同，得到下级的支持。[5]
　　第四。开展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技术创新。人们在进行非程序化决策时通常所采用的传统技术是判断，而判断是通过某种不确定的方式由经验、直觉和洞察力来决定的，如我们所探问的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或者是一种将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决定性决策，我们则将被告知这种决策是需要创造精神的。在西蒙看来，非程序化决策所依靠的这些技术的心理过程至今尚很少为人们所了解，所以有关非程序化决策的理论也就显得比较空洞。西蒙指出，如同程序化决策的技术一样，非程序化决策的技术也正经历着一场革命。这场技术革命主要表现在探索式结题技术的应用，其中包括决策者的培训和探索式计算机程序的编制。在他看来，非程序化决策的这种技术创新，不仅会为非程序化决策的自动化开拓出新的前景，而且还会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类思维过程的理解，进而提高非程序化决策的能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