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视当前我国非程序化行政决策进入常态
　　
　　不是程序化决策并不等于就是非程序化决策，拍脑袋做决定等政府决策者行为只能说是长官意志或一时冲动。非程序化决策(Non programmed Decisions)是针对那些不常发生的或例外的非结构化问题而进行的决策。随着行政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因而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数量和重要性也都在逐步提高。
　　在至高无上的层面，当我们看到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履行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就职诺言，在多个重大场合作出各种各样的非程序化决策，尤其是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的快速亲临现场，玉树地震胡锦涛总书记立刻结束外事访问而“尽快回到人民中”。在具体细微的层面，当我们频频看到一线基层官员的决策中所遇到种种变数，都突破着程序化行政决策的情况，我们不能不反思：非程序化行政决策还只是行政行为中的偶然事件吗?如果不是，它何以可能经常发生?
　　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现象常态化背后有其深刻的内在依据，对它们的揭示和说明更能表明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常态化的合理性。
　　首先，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和程序化行政决策是连续统一体。当西蒙区分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到，虽然程序化决策更为人们所认知和熟悉，但非程序化决策同时存在，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并非真是截然不同的两类决策，而是像一个光谱一样的连续统一体，其一端为高度程序化的决策，其另一端则为高度非程序化决策。我们沿着这个光谱式的统一体可以找到不同灰色梯度的各种决策。而我采用程序化和非程序化这两个词也只是用来作为光谱的黑色频段与频段的标志而已”[1]。当然，在西蒙这里，非程序化决策的存在是一回事，他在多大的意愿上去专门研究它又是另一回事。他当时的理论兴趣在于揭示决策在行政或管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次，行政决策主体本身的“有限理性”。西蒙在批判传统理性决策的客观理性模式时，揭示行政决策主体做不到完全理性，只能是“有限理性”，完全理性即客观理性或“经济人”理性取决于四个条件，简言之即：数种可替代行为；明确的后果；充分的信息；确定的偏好程序等。西蒙认为，知识的不完备性、预见未来的困难性以及备选行为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客观理性在实际行政决策中是不存在的，人类依赖的是介于客观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正由于此，行政决策不可能完全按程序化道路走。而且，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空间与决策所需理性的有限性成反比，行政人的理性越有限，对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运用就越多。
　　第三，行政活动对象越来越复杂，无内置弹性的程序化行政决策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滞后性。尤其是在突发性事件中，对复杂行政问题的分析和处理仅仅用程序化决策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程序化行政决策只能解决常规问题，即便使用计算机模拟或数据库处理等现代方式，也不过是解决概率问题。虽然行政问题总是和概率有关系，但有些行政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动机和方式更有关系，所以行政人员总是被赋予自由裁量权。典型事例如温总理急赴汶川，也是当我们在电视里看到总理到了都江堰，才发现总理去的速度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冒着泥石流的危险，在汶川的余震里，总理当起了抗震救灾总指挥。救灾过程是程序化的，但总理急赴救灾现场的决策更多显现出非程序化色彩，从来就没有程序规定总理应该去救灾一线，这是他的信念和紧迫感造就的。而总理急赴现场这一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对汶川地震救灾所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以及救灾的实际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行政决策的符号与沟通系统面对的是越来越多样态的公共主体，也使得非程序化行政决策日趋常态化。之所以选择多样态而不是多元化来描绘，是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后现代已经成为事实。我们认同哈贝马斯的观点：“—个种类为了生存必须依靠语言交往和合作的结构。”当然，后现代的代表性人物所提观点对我们也有参照性。维特根斯坦指出，哲学的混乱和争论皆源自对语言的误解，源自哲学家说了不可说的东西。因此，哲学就是澄清问题的活动，它的根本任务就是把能用命题和语言说明的与不可说的东西划分开来；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解释学强调主体对事务、对象的解释、理解，注重从主体出发而发生的主体与对象的意义关系；文本主义关于“一切事物都是文本”，等等。后现代思想反对主客二分的观点不一定得到赞同，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开始脱离里格斯在《行政生态学》中所说的农业社会，我们就必须正视主体性的存在与张扬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我们所处的过渡型社会形态里，用于沟通的语言和符号系统是多样的，对于一线的基层行政人，特别是西方学界所称的“街头官僚”而言，茌面对多样态的公共主体，除了微笑服务所规定的“你好”、“谢谢”等文明礼貌用语，其行政决策语言与符号的选择很难是条例能具体规定的。我们在《秋菊打官司》之类的影视作品里可以对此得到更多的具体理解，秋菊一有机会就上告的目的并不是要多少物质赔偿，而只是要“~,-t--个说法”，而恰恰对这个“说法”，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读。
　　
　　二、警惕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导致行政决策后果异化
　　
　　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常态化和合理性是一回事，它可能造成的后果又是另一回事。非程序化行政决策起到了程序化行政决策不能起到的作用，如高效、灵活、贴切等，在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合理存在的前提下，非程序化行政决策也可能导致决策后果与初衷的背离，我们理解为行政决策后果异化。常态的非程序化行政决策之所以导致行政决策后果异化，其内在根源在于非程序化行政决策自身结构不良、与有限理性一致的满意性原则的模糊性和非程序化行政决策的突发性引发行政系统运行不适，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首先，非程序化行政决策先天不足，结构不良，同类决策往往非重复出现。这不仅使行政决策过程难以控制，而且因为其不可复制性而难以测量与评价。卡利法诺曾指出：“本身并非专家的高层官员应如何处理那些部分有赖于高科技和复杂的专业知识的政策问题——尤其当这些知识具有推理性、有巨大分歧或各种‘事实’并不确定的时候。”实际上，风险是不确定性的近亲，而失误的代价有时是灾难性的，决策一旦做出就不可逆转。。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