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教育研究正受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影响。我们应该反思：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隔阂真的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应该以其中之一取代另一个，抑或是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吗？本文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剖析两种“主义”，以便回答这一问题。
　　一、思维方式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界定思维方式是人在认识事物时相对稳定的目的取向、主导方法以及相应的程序安排的总称。目的取向是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取舍的价值性判断，反映了思维方式展开的基点。当人们开始认识某一事物时，由于特定的目的或价值观的影响，会决定事物的哪一方面或构成要素将成为“我”思维的对象也即思维的根源和核心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思维展开对其进行具体的思维操作。不论是针对某一问题，还是某一学科，思维主体中绝大多数人采用的思维操作，就是思维方式的主导方法及其相应的思维程序。从已有研究来看，西方理论研究一直有着以演绎思维推理为主的传统，故此本文着重从目的取向——思维的根源与核心问题来剖析。现代主义的英语“modern”一词，根源于拉丁语“modo”，意指“正是现在”。从广义的理解来看，“现代”一词可以指代任何一个人类当下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现代”则是在一种“专属”的意义上来指代某一段特殊的时期，即文艺复兴以的这一段时期。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一词还表达着一种制度变迁——现代性。吉登斯（Giddens，A，）认为：“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鲍尔格曼（Borgman，A）把“现代性”的特征归纳为“侵略性的现实主义”、“方法上的普遍主义”以及“意义含糊的个人主义”，并指出它们与培根、笛卡尔和洛克三人的理论直接联系。吉登斯和鲍尔格曼共同描绘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思潮，在其历史（时间）序列上，当然产生于现代主义之后。然而，这个‘之后’意味着‘后延’、‘后续’还是‘背离’、‘反对’，却是值得考察的问题。”但是，后现代主义出现的目的是明确的，即它是以反对现代主义及其带来的危害而出现的。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利奥塔（Lvotard，J，F，）认为“后现代”“以‘叙事危机’为焦点，来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利奥塔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主要针对了“知识合法化的叙事”。后现代主义正是代替这种“合法性”的形式：以悖谬逻辑挽救“叙事危机”。另一位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Faucault，M，）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的发展。福柯之所以从历史的角度，就是要解构现代主义的线性发展观，“拒斥所谓的连续性”。他认为，“某种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概念的逐渐演变成为使用规律的历史。”这种“非连续性”的观点，如同利奥塔一样，也表现了对各种异质性认识存在内在联系的确认。这对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具有极其强烈的攻击性，给予了现代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剖析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即前文所述对普遍意义的追求、对客观化知识的追求、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对实实在在个体的忽略等，源于现代主义特殊的思维方式，反过来，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又加强了这些典型特征。简单来说，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第一，围绕概念范畴规定认知客体。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以认知和把握事物的本质为终极目的。这种思维方式在认知事物的时候，将认知客体分解为各种性质，并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性质规定为这一客体的“本质”。“规定”在这里起着限制的作用，然而，客体本身是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存在，对它的认识及其由此形成的知识在一定时期内是有限的，这种“本质”并非绝对的。第二，将认知主体与客体割裂为二元对立。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将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分列。关键问题在于，割裂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之间是否存在同一性，即认知主体的思维与认知客体的属性二者之间是否能够趋向认识的同一性。更进一步说，认知主体思维的认识能力的可能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握认知客体。这对于自然科学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即我们无法确定自然科学的知识究竟是“真”还是“假”，而只能以现有的经验归纳。第三，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其适用的范围， 并非“万能钥匙”。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世界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所认知和把握的规律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但是，对于人类世界而言，由于“价值取向”的存在，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无法有效地认知和把握人文的和社会的“规律”，因而无法取得类似于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绩。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对上述思维方式的“反叛”。不论是利奥塔的“荒谬逻辑”，还是福柯“非逻辑性”的思维，都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表现。一般地说，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解构的思维方式。“解构”的思想最早由德里达（Derrida，J）提出。
　　他以“解构”的思想来消解盛行的结构主义。“结构”在德里达的话语体系中实质上指代着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它反映了语言对思想和存在的把握。对此，德里达提出质疑。他认为，结构总是被赋予它“中心”的含义，“然而，这种中心也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结构中构成了主宰结构同时又逃脱了结构性的那种东西 ……中心可以悖论地被说成是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德里达的质疑从根本上抽掉了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即思维对事物普遍的、一般的、绝对的“本质”认知和把握的可能性的悖论。中心的不复存在也就取消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合法性。因此，规则和意义再也不是永恒的绝对存在。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它是充满差异的系统，这对于消解现代主义思维方式提供了方法，也即从根本上否定了认为“历史与认识一直被视为（不仅从语源学上看还是从哲学上看）为恢复在场而进行的迂回”的观点，不论是对于思想的表达，还是对于文字的理解，我们都应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从更加复杂的背景人手来理解文本。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观点，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策略。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进入教育领域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在课程领域，派纳（Pinar，W，F）等人兴起了一场称为“概念重建”的运动。从“解构” 的角度来说，所谓概念重建，就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课程领域中所使用的概念进行历史性的文本解读，从而产生了政治性文本、种族性文本、性别性文本等多样性的文本。它改变了传统课程领域一元性（或二元对立）的课程观。单从时间维度划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无法给予我们合理的解释：现代时期始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运动的兴起，在多数国家向现代化发展之际，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向“后现代”发展了。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也无法用时间维度来简单划分。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首先使用了“现代性”一词，然而，他并非坚定地支持“现代性”，而是与此相反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即使在现代时期刚刚开始之际，对它的批判就已经开始了。其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除了时间维度外，还存在一种空间维度上的关系。从空间维度出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就不必然地是前后相继存在的，而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后现代主义对“不确定性”和“多元化”的追求根源于现代主义普遍的怀疑性中。“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并且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某种正确的主张，理论上总是有被修改的可能，而且其中某些部分也有被抛弃的可能。日益积累的专门知识体系（它构成重要的抽离化后果），表现出权威根源的多元化，因此，在体系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相互竞争，在内涵上千差万别。”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主义追求“确定性”的怀疑，是现代主义就已经具有的“极端的怀疑原则”的一种表现，也是“新”权威与“旧” 权威之间相互竞争的一种结局。如果从思维方式的根源层面来看，后现代主义源于现代主义，二者并非是一种断裂与对抗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围绕的核心问题是相同的，即都围绕认识与对象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人类数千年来的哲学发展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认识与对象的关系问题。不论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