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门经济学理论和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逐渐向全球乃至政治领域“蔓延”，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逐渐融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流，我国的意识形态在此过程中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思潮或多或少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及其本质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哲学和运动，它通过注重实际的方法尤其是强调经济增长来冲淡传统自由主义关于寻求进步和吸引社会公众的理论。到70年代后期成为显赫的西方经济学思潮，继而演变为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尽管对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和解释五花八门，但学术界的共识还是存在的。即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的推行，使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标志。其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即美国化）。[1]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低潮的到来，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获得意识形态话语优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受到强力挑战。但是，意识形态化的新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遵循资本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原则，并以此对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
　　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严重挑战
　　“苏东剧变”之后，新自由主义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现代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大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传播，严重危及这些国家的主权独立和经济安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消了原有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在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逐渐实现“西化”。“华盛顿共识”放大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极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的损失等等。西方国家正是用这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来“规制”世界，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这严重威胁到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1.市场原教旨主义干扰经济体制的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诉求是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以及快速的自由化，主张一切由看不见的手来指挥，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管制。同时有意曲解和放大计划经济的失误和弊端，无视各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指出：“为了能够用来为一个单一的计划服务的权力的集中，不仅是权力的转移，而且也使权力得到无限的扩张，把从前许多人独立行使的权力集中在某个集团的手里，会使权力膨胀到前所未有的程序。”[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但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根本不同的。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但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我国逐步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取消公有制，实行全面私有化”，“资本统治劳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极分化不可避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紧跟而来。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企图误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状况下进行改革将面临诸多问题。如果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行全盘私有化，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而国家不从宏观上进行调控，放之任之，这将会造成很多严重后果，如社会两极分化，生产力发展停滞，社会动荡等。这不仅背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而且一定程度上歪曲了我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说，虽然我国政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西化”中国的企图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可是其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视为市场经济无用的附加，更视为市场经济的牢笼和阻碍，其目的是通过大力鼓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意识形态化”，从而在思想上、经济上根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4]
　　2.“意识形态终结论”削弱人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期，新自由主义乘机大肆鼓吹“社会意识形态终结论”。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其《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提出“不战而胜论”，试图以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为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最终必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之下。美国前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也抛出“社会主义失败论”，认为共产主义到21世纪将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两个方面都陷入总危机，共产主义将在历史上不可逆转地消亡。他们都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并认为共产主义在不久的将来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历史将进入资本主义大一统时期，进入最完美的“后历史时期”。新自由主义者散布“意识形态终结论”，其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不再令人信服，而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则是最优越的制度，其它各种国家和社会都要尽早融入西方文明。显而易见，这一思想解构和稀释着意识形态的整合、控制和教化功能，对人们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有着消极的阻碍作用。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继续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必然使民族性、国家性、社会主义性在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衰微。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曾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意识形态”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等观念，就是新自由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表现，他们据此要求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宣传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旨在使社会制度的维系失去精神依托。“导致出现了所谓的‘信仰危机’，在国际形势复杂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困惑，进而失去了坚定信念。”[5]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