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的台湾高校人文教育源流
　　台湾高校人文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受西方大学教育理念的影响，例如前文谈及台湾地区开展通识教育的先行者东海大学就具有美国教会背景，自然深受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台湾高校更好地保持延续了民国大学教育的气韵。
　　1.从蔡元培到胡适到傅斯年的人文教育观。蔡元培作为领导北大革新的核心人物，非常重视健全人格的培养，认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教育独立议》，1922年3月）他提出“五育”并举的主张，即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五育”并举观体现了社会价值与人的个体价值的统一，追求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蕴含丰富的人文教育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胡适尤为强调教育的独立性，倡导民主自由、学生个性发展、培养学生独立人格是胡适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1922年胡适指导起草的《壬戌学制》依据七项标准制订：（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重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胡适在1934年《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中指出“教育的‘有用’与‘有趣’并重，‘精’与‘博’不可偏废”。在其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在1946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提到：“对于学生，希培养成能够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够独立的研究、独立的思想。这一方面是研究学问，另一方面是做人。胡适认为学生要具有能力、智力、感情，三者不可缺一，他鼓励学生在做好学习和工作的同时，还要重视业余生活，丰富精神世界。他说：“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胡适1932年6月27日在北大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有了蔡、胡二位为之先导，傅斯年在抗战胜利接任北大校长期间，致力于恢复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学风。在1949～1950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更是将蔡元培、胡适的治校及教育理念引入台大，确立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的校训。傅斯年在台大的改革重点一是以学术为本位，二是以人格培养为目标。他认为，“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大学教育更不可忽略“由学术的培养达到人格的培养”，因为“不能立信，决不能求真理”[2]。注重学术本位和人格培养是傅斯年汲取北大传统而注入台大精神的关键，这也是台大人文教育传统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
　　2.从曹云祥到梅贻琦的人文教育观。从新竹清华大学往前追溯，可以从曹云祥时期的清华学校说起。曹云祥是新竹清华大学时期任期最长、贡献卓著的一位校长，也是促使和带领清华学校向清华大学过渡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坚持通识教育理念，认为教育之本旨“并非专事诵读记忆而已”，而是“欲养成高尚完全之人格”。[3]曹云祥任期内的一件大事即清华成立大学部，在学系设置上，他听从胡适“至少应办成文科和理科”的建议，在11个系中设立了8个文理学系，这对于其后梅贻琦提倡通才教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主导的另一件大事即建立国学研究院，对于设立之宗旨，他强调，“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和，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4]。此后则数梅贻琦对新竹清华影响最大，因此也被称为新竹清华永远的校长。在《大学一解》中，梅氏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他概括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他还将《礼记·大学》篇中的“明明德”、“新民”与古希腊的人生哲学相融合，认为大学教育应注意知识、情绪、意志三者相位相育的完整人格培养，不可仅仅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一己之修明”，或曰“明明德”也在于意志的磨炼和情绪的涵养；“新民”这一社会责任决定了大学教育应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才为大、专家次之。[5]新竹清华在台创校之后，梅贻琦于1955～1962年担任校长，将其在国立清华时期提倡“通才教育”的办学理念移植于海峡对岸，在梅贻琦深刻影响下的新竹清华成为台湾地区人文教育重镇和通识教育先行者便十分自然了。
　　3.民国时期大学校领导普遍具有全球视野。无论北大、清华或中央大学等民国时期很多大学的校领导均有海外求学等经历，他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人文思想（教育）对现代化的催进作用；同时他们深受中国5000年文明的传统文化所滋养，他们所理解的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灵魂。无论北大校长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还是清华校长曹云祥、梅贻琦，或是其他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如曾任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借用罗家伦评价蔡元培语，都是“凝结中国固有文化之精英”而又“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可谓融汇中西、学贯古今的一批教育家。

      蔡元培以晚清翰林的身份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又曾游学欧美，服膺德国大学以学术研究为宗旨。1917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得益于他中西贯通的视野和胸怀，作为蔡先生的继任者和担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者，蒋梦麟回忆说：“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6]至于胡适在同一时期对北大的贡献，蔡元培有很中肯的评价，“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7]。胡适在留美的七年中，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过一番深入的考察和透彻的理解。尤其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深受其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归国后，致力于将杜氏实用主义教育的具体办学方法运用于中国实际，提出了注重生活教育、拓宽教育视野等主张。傅斯年也曾于1920年起，在欧洲游学六年半时间，先在伦敦大学学院 （UCL） 研习三年半后，转赴柏林大学。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